山西
1976年10月的北京站，王谦拎着帆布包混在普通乘客中，包里装着本翻旧的《资本论》和两个凉窝头。
三天前他还是国务院部委的一把手，现在连行政五级待遇都没了，更别说配车和秘书，这趟开往山西的火车，载着他从权力中心驶向未知的命运。
火车一路颠簸进太行山，王谦望着窗外倒退的白杨树发呆，本来想跟送行的老同事多说几句，后来发现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味，邻座大叔啃着煎饼的声音，让他突然意识到：以后这就是生活常态了。
长治地委的人把他领到南街小学，推开教室门时王谦愣住了，窗户糊着旧报纸，风一吹哗啦啦响，门板底下还透着光。
"先委屈王部长了"，接待的同志搓着手说，王谦摆摆手，心里清楚这"安置"意味着什么从今天起，他只是个需要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每月200元的生活费，在1976年的长治不算少，但要应付全家开销就捉襟见肘，菜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五毛钱买不了多少菜。
财政局老会计后来偷偷说，这是地委李书记特批的，不然按规定只能给120元，政治风向不明的年代，这样的"照顾"已经算是冒险。
清晨五点，王谦准时拿起扫帚扫院子，一开始学生们都围着看，这个戴眼镜的老头扫起地来比校工还认真。
后来孩子们习惯了，路过会喊"王大爷早"，他总是笑着应着，心里却想起延安时期住窑洞的日子。
那会儿比这苦多了，不也挺过来了，冬天来得猝不及防，教室四处漏风，王谦把报纸多糊了两层，晚上还是冻得睡不着。
翻出箱子底的旧毛衣，针脚都松了，这辈子没受过这种罪，但抱怨有什么用？他找出工具箱，把漏风的窗户缝都用纸条糊死，居然有模有样。
开春后王谦做了个决定：把家里那台坏了的收音机修起来，年轻时在兵工厂学过点无线电，没想到老了派上用场。
零件不好找，就去废品站淘，来回走五公里路也不觉得累，第一个修好的收音机是邻居张大妈的，老人家给了两毛钱，他推辞半天还是收下了。
"王大爷修收音机真有一套"，这话很快传开，来找他修东西的人排起队，他定了规矩：老弱病残不要钱，其他人给多少算多少。
修理铺就设在教室门口，一张破桌子摆着电烙铁和零件盒，看着那些修好的收音机发出声响，比当年在部委批文件还踏实。
夏天的一个傍晚，地委书记李振华突然来访，两人坐在小马扎上聊了两个小时，临走时李书记留下块羊肉。
"嫂子身体不好，补补身子"，放下东西就走了，王谦看着那块羊肉，心里明白这不是简单的人情往来。
特殊时期，这种默契比什么都珍贵，那年冬天王谦咳得厉害，有天早上竟咳出血来。
邻居们轮流来照顾，送粥送药，社区医生来看了说，主要是劳累加营养不良，躺在硬板床上，王谦望着糊着报纸的天花板想，这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不少，没想到在长治栽在身体上。
1978年春天，一封中央组织部的挂号信送到长治，政策变了，要他回北京工作，给的期限是十五天，可王谦却犯了难还有七台收音机没修好。
他跟送信的同志商量，能不能多给几天？"这些都是街坊托付的，不能失信"，临走前三天，王谦把修完的收音机挨家送还。
站台上挤满了来送别的人，有修过收音机的，有一起扫过雪的，还有只说过几句话的邻居。
火车开动时，王谦抹了把眼角，这三年真没白过，回到北京后，王谦官至副国级。
可家里始终保持着在长治的习惯，饭菜简单，家具朴素，秘书发现个怪现象，再热的天，他办公室温度从不超过十八度，王谦自己说，在长治冻怕了，冷点踏实。
有次去廊坊调研，当地同志请吃羊汤，王谦喝了一口突然呛住，眼泪都出来了。
随行人员吓坏了，他摆摆手说没事，就是想起长治冬天喝的羊杂汤了，那味道，多少年都忘不了。
2007年王谦去世前，特意交代把骨灰分两份，一份埋在八宝山，一份撒在太行山，出殡那天，三十多个长治百姓自发赶来送行，手里都攥着花椒。
从部长到平民再到领导，王谦的人生画了个圈。
权力没了的时候，他反而找到了生活的本真。
200元生活费过出的尊严，比任何职务都珍贵，其实人生哪有什么绝对的失去，有时候沉降下去，才能看见真正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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