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的北京站,王谦拎着帆布包混在普通乘客中,包里装着本翻旧的《资本论》和两个凉窝头。
三天前他还是国务院部委的一把手,现在连行政五级待遇都没了,更别说配车和秘书,这趟开往山西的火车,载着他从权力中心驶向未知的命运。
火车一路颠簸进太行山,王谦望着窗外倒退的白杨树发呆,本来想跟送行的老同事多说几句,后来发现连道别的机会都没有。
车厢里弥漫着煤烟味,邻座大叔啃着煎饼的声音,让他突然意识到:以后这就是生活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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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地委的人把他领到南街小学,推开教室门时王谦愣住了,窗户糊着旧报纸,风一吹哗啦啦响,门板底下还透着光。
"先委屈王部长了",接待的同志搓着手说,王谦摆摆手,心里清楚这"安置"意味着什么从今天起,他只是个需要自食其力的普通人。
每月200元的生活费,在1976年的长治不算少,但要应付全家开销就捉襟见肘,菜市场转一圈就知道,五毛钱买不了多少菜。
财政局老会计后来偷偷说,这是地委李书记特批的,不然按规定只能给120元,政治风向不明的年代,这样的"照顾"已经算是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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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五点,王谦准时拿起扫帚扫院子,一开始学生们都围着看,这个戴眼镜的老头扫起地来比校工还认真。
后来孩子们习惯了,路过会喊"王大爷早",他总是笑着应着,心里却想起延安时期住窑洞的日子。
那会儿比这苦多了,不也挺过来了,冬天来得猝不及防,教室四处漏风,王谦把报纸多糊了两层,晚上还是冻得睡不着。
翻出箱子底的旧毛衣,针脚都松了,这辈子没受过这种罪,但抱怨有什么用?他找出工具箱,把漏风的窗户缝都用纸条糊死,居然有模有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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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春后王谦做了个决定:把家里那台坏了的收音机修起来,年轻时在兵工厂学过点无线电,没想到老了派上用场。
零件不好找,就去废品站淘,来回走五公里路也不觉得累,第一个修好的收音机是邻居张大妈的,老人家给了两毛钱,他推辞半天还是收下了。
"王大爷修收音机真有一套",这话很快传开,来找他修东西的人排起队,他定了规矩:老弱病残不要钱,其他人给多少算多少。
修理铺就设在教室门口,一张破桌子摆着电烙铁和零件盒,看着那些修好的收音机发出声响,比当年在部委批文件还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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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的一个傍晚,地委书记李振华突然来访,两人坐在小马扎上聊了两个小时,临走时李书记留下块羊肉。
"嫂子身体不好,补补身子",放下东西就走了,王谦看着那块羊肉,心里明白这不是简单的人情往来。
特殊时期,这种默契比什么都珍贵,那年冬天王谦咳得厉害,有天早上竟咳出血来。
邻居们轮流来照顾,送粥送药,社区医生来看了说,主要是劳累加营养不良,躺在硬板床上,王谦望着糊着报纸的天花板想,这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不少,没想到在长治栽在身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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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天,一封中央组织部的挂号信送到长治,政策变了,要他回北京工作,给的期限是十五天,可王谦却犯了难还有七台收音机没修好。
他跟送信的同志商量,能不能多给几天?"这些都是街坊托付的,不能失信",临走前三天,王谦把修完的收音机挨家送还。
站台上挤满了来送别的人,有修过收音机的,有一起扫过雪的,还有只说过几句话的邻居。
火车开动时,王谦抹了把眼角,这三年真没白过,回到北京后,王谦官至副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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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家里始终保持着在长治的习惯,饭菜简单,家具朴素,秘书发现个怪现象,再热的天,他办公室温度从不超过十八度,王谦自己说,在长治冻怕了,冷点踏实。
有次去廊坊调研,当地同志请吃羊汤,王谦喝了一口突然呛住,眼泪都出来了。
随行人员吓坏了,他摆摆手说没事,就是想起长治冬天喝的羊杂汤了,那味道,多少年都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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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王谦去世前,特意交代把骨灰分两份,一份埋在八宝山,一份撒在太行山,出殡那天,三十多个长治百姓自发赶来送行,手里都攥着花椒。
从部长到平民再到领导,王谦的人生画了个圈。
权力没了的时候,他反而找到了生活的本真。
200元生活费过出的尊严,比任何职务都珍贵,其实人生哪有什么绝对的失去,有时候沉降下去,才能看见真正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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