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给全军将领定级评衔的大戏唱到了关键的“摊牌”时刻。
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宋任穷把40军的代理军长徐国夫请到了办公室,房门一关,话摆在桌面上讲。
这次谈话其实就透了两个底:头一条,你是1928年就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老前辈,这资历铁板钉钉,谁也抹不掉;第二条,经过上面反复掂量,这回打算给你挂少将军衔。
话说到这儿,宋任穷最后把球踢了回去:“你自己是个啥想法?”
这会儿,屋子里的空气多少有点凝固。
要知道,1928年入伍,那是妥妥的红军初创时期的老底子。
搁在1955年这堆将星里,那也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的“老资格”。
按常理推算,揣着这份资历的干部,眼睛大都盯着中将,甚至更高的位子。
如今只给个少将,心里憋屈不?
徐国夫也没废话,嘴里蹦出一句:“当年出来闹革命,谁脑子里想过啥‘帅’啊‘将’的?”
言下之意,组织咋定我咋办。
这话咋一听,像是场面上的客套词,是标准的“满分回答”。
可你要是把徐国夫的档案袋解开,把他这辈子几次关键路口的抉择扒拉开看,就会明白:这压根不是他在装样子,而是人家骨子里雷打不动的“活法”。
纵观他的戎马生涯,这老爷子起码算过三笔让人看不懂的“糊涂账”。
头一笔账,是在“当官”和“打仗”之间,他选了后者。
早在红军那会儿,徐国夫就是个出了名的“怪脾气”。
他是从红四方面军那个大熔炉里锤炼出来的,起初是赤卫队,后来编进红11军33师,再后来改编成红1军,他在师部特务连当个班长。
等到1931年开春,红1军和15军捏在一块儿成了红4军,他才干上了独立团1连3排的排长。
就在这节骨眼上,上头相中了他,想把他调到重机枪连去当指导员。
那年头,连指导员是连队的党代表,说话管用,况且重机枪连那是全团的火力宝贝,技术含量高。
从排长直接蹦到技术连队的指导员,这官升得那是实打实的。
换个别人,怕是早就卷起铺盖卷,乐呵呵去报到了。
可徐国夫咋整的?
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去!
理由简单粗暴:“排长干得挺顺手,我还是接着干排长吧。”
团长还以为这小子脸皮薄,不好意思,就劝他别谦虚。
徐国夫回得更绝:“不是谦虚,是我压根不想干。”
这话把团长噎得半天没缓过劲来。
放着升官不干,这不是傻吗?
其实徐国夫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清清楚楚:来革命就是为了过瘾打仗,不是为了混官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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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长那是带着弟兄们冲锋陷阵的刀尖子,指导员虽然级别高了半格,可离拼刺刀的一线战场毕竟隔了一层。
为了能在一线带兵,这顶乌纱帽他宁可不要。
这笔账,他算的是一份“纯粹”。
后来队伍从鄂豫皖跳到了外线,开辟川陕根据地,人马从一万多猛涨到四万多。
到处都缺干部,组织上不由分说,硬是把他从连队拽到了军政治部,按在板凳上当了组织科长、组织部长。
这一憋就是两年机关生活。
可他心里那团火始终没灭,就想着回前线。
熬到1936年,机会终于来了,他又杀回了作战部队。
虽说还是干指导员,但没过多久就改任了连长。
等到部队整编成西路军的时候,他那点军事本事彻底压不住了,直接从连级干部,“坐火箭”似的窜升到了骑兵团团长。
虽说后来西路军遭遇惨败,部队被打散,他也是九死一生才摸回部队,但这笔“为了打仗不怕降职、不怕玩命”的账,他从来没觉着亏过。
第二笔账,算的是“面皮”和“实惠”的较量。
到了解放战争那会儿,徐国夫在东北战场上,那是出了名的“刺儿头”。
当时他在东野3纵(也就是后来的40军)当9师师长。
3纵的当家人是赫赫有名的“旋风司令”韩先楚。
韩先楚手底下有两把尖刀,一把是徐国夫,另一把是7师师长邓岳。
这两个人让韩先楚头疼得很。
为啥?
因为都太能打,也都太想抢主攻的任务。
在部队里头,打主攻那是露脸的事,战利品多,功劳簿上写得厚;打助攻、打阻击,那是苦力活,还得不到啥名声。
在3纵,邓岳的7师是头等主力,主攻任务往往都落他兜里。
好不容易有一回,9师抢到了主攻任务,结果临开打变卦了,任务又被邓岳给截胡了。
徐国夫气得直蹦高,直接跑去找韩先楚拍桌子叫屈。
韩司令也没辙,手心手背都是肉,只能哄着他:“下回,下回肯定给你。”
这事儿要是摊在心眼小的人身上,那是得结梁子的,搞不好就得磨洋工。
可徐国夫是咋干的?
1948年3月,上头新组建了个5纵,急需懂打仗的军事主官。
徐国夫就被调离了3纵,去5纵当了13师师长。
这表面看是平级调动,实际上是一次“价值重估”。
上级知道他是块打仗的料,在3纵有邓岳压着,他很难当上“头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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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扔到5纵去当主力师长,给他一个自己说了算的舞台。
徐国夫二话没说,打起背包抬腿就走。
到了5纵,他果然成了香饽饽,带着队伍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里横冲直撞,一直打到河南剿匪。
他不争那一时的闲气,给机会就上,没机会就忍,换个山头照样唱大戏。
这笔账,他算的是“务实”。
第三笔账,算的是“个人”和“组织”的关系。
1949年以后,因为湖南谈判需要警卫部队撑场子,徐国夫从后方被调动,阴差阳错又回到了老东家40军。
这时候的40军正是缺干部的时候。
老上级韩先楚、罗舜初一商量,想让徐国夫回来接着当师长。
注意了,他之前在5纵那已经是响当当的主力师长,现在回老部队还是原地踏步当师长。
更要命的是,当年跟他抢任务的那个邓岳,这会儿已经升成了40军军长。
昔日平起平坐的战友,甚至是死对头,如今成了顶头上司,得给人敬礼。
这口气,一般人怕是咽不下去。
但徐国夫愣是回去了。
不光回去了,还配合得严丝合缝。
在衡宝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里,邓岳指哪他打哪,一点怨言都没有,那是真卖力气。
等到1955年评衔的时候,他的职务是40军代理军长,评级定的是副军级。
按照当时的杠杠,正军级通常是少将或者中将,副军级大多数是少将,也有评大校的。
徐国夫肩膀上这颗少将星,可谓是“恰到好处”。
不高,因为他是副军级;不低,因为他的老搭档、40军军长邓岳,评下来的也是少将。
要是徐国夫去争,去摆老资格,说自己1928年就参加革命,说自己当过红军团长,能不能争个中将?
理论上也不是没门儿,但那样一来,就坏了规矩,也伤了和气。
他和邓岳俩人,一个军长,一个副军长(代理军长),挂一样的星。
这在面子上、里子上都透着一股平衡劲儿。
所以,当宋任穷问他有啥想法时,他说“没意见”,这真不是装出来的谦虚。
因为在他心里头,那个连“重机枪连指导员”都不稀罕当的红军小战士,那个为了打仗能随便换部队的纵队师长,压根就没把级别当成过人生的尺子。
从1928年一路走到1955年,他身上挂过彩,流过血,负过4次伤,更经历过西路军那种地狱般的九死一生。
比起那些倒在长征路上、埋在西路军戈壁滩里的战友,能囫囵个儿活着看到授衔,这就已经是赚大发了。
至于肩膀上是一颗星还是两颗星,对他来讲,那无非就是组织发了一套新军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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