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跟他谈军衔：老徐，听听你的意见！对方：哪想过什么帅、将

1955年，给全军将领定级评衔的大戏唱到了关键的“摊牌”时刻。

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宋任穷把40军的代理军长徐国夫请到了办公室，房门一关，话摆在桌面上讲。

这次谈话其实就透了两个底：头一条，你是1928年就提着脑袋干革命的老前辈，这资历铁板钉钉，谁也抹不掉；第二条，经过上面反复掂量，这回打算给你挂少将军衔。

话说到这儿，宋任穷最后把球踢了回去：“你自己是个啥想法？”

这会儿，屋子里的空气多少有点凝固。

要知道，1928年入伍，那是妥妥的红军初创时期的老底子。

搁在1955年这堆将星里，那也是只有少数人才能拥有的“老资格”。

按常理推算，揣着这份资历的干部，眼睛大都盯着中将，甚至更高的位子。

如今只给个少将，心里憋屈不？

徐国夫也没废话，嘴里蹦出一句：“当年出来闹革命，谁脑子里想过啥‘帅’啊‘将’的？”

言下之意，组织咋定我咋办。

这话咋一听，像是场面上的客套词，是标准的“满分回答”。

可你要是把徐国夫的档案袋解开，把他这辈子几次关键路口的抉择扒拉开看，就会明白：这压根不是他在装样子，而是人家骨子里雷打不动的“活法”。

纵观他的戎马生涯，这老爷子起码算过三笔让人看不懂的“糊涂账”。

头一笔账，是在“当官”和“打仗”之间，他选了后者。

早在红军那会儿，徐国夫就是个出了名的“怪脾气”。

他是从红四方面军那个大熔炉里锤炼出来的，起初是赤卫队，后来编进红11军33师，再后来改编成红1军，他在师部特务连当个班长。

等到1931年开春，红1军和15军捏在一块儿成了红4军，他才干上了独立团1连3排的排长。

就在这节骨眼上，上头相中了他，想把他调到重机枪连去当指导员。

那年头，连指导员是连队的党代表，说话管用，况且重机枪连那是全团的火力宝贝，技术含量高。

从排长直接蹦到技术连队的指导员，这官升得那是实打实的。

换个别人，怕是早就卷起铺盖卷，乐呵呵去报到了。

可徐国夫咋整的？

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去！

理由简单粗暴：“排长干得挺顺手，我还是接着干排长吧。”

团长还以为这小子脸皮薄，不好意思，就劝他别谦虚。

徐国夫回得更绝：“不是谦虚，是我压根不想干。”

这话把团长噎得半天没缓过劲来。

放着升官不干，这不是傻吗？

其实徐国夫心里的算盘珠子拨得清清楚楚：来革命就是为了过瘾打仗，不是为了混官帽子。

排长那是带着弟兄们冲锋陷阵的刀尖子，指导员虽然级别高了半格，可离拼刺刀的一线战场毕竟隔了一层。

为了能在一线带兵，这顶乌纱帽他宁可不要。

这笔账，他算的是一份“纯粹”。

后来队伍从鄂豫皖跳到了外线，开辟川陕根据地，人马从一万多猛涨到四万多。

到处都缺干部，组织上不由分说，硬是把他从连队拽到了军政治部，按在板凳上当了组织科长、组织部长。

这一憋就是两年机关生活。

可他心里那团火始终没灭，就想着回前线。

熬到1936年，机会终于来了，他又杀回了作战部队。

虽说还是干指导员，但没过多久就改任了连长。

等到部队整编成西路军的时候，他那点军事本事彻底压不住了，直接从连级干部，“坐火箭”似的窜升到了骑兵团团长。

虽说后来西路军遭遇惨败，部队被打散，他也是九死一生才摸回部队，但这笔“为了打仗不怕降职、不怕玩命”的账，他从来没觉着亏过。

第二笔账，算的是“面皮”和“实惠”的较量。

到了解放战争那会儿，徐国夫在东北战场上，那是出了名的“刺儿头”。

当时他在东野3纵（也就是后来的40军）当9师师长。

3纵的当家人是赫赫有名的“旋风司令”韩先楚。

韩先楚手底下有两把尖刀，一把是徐国夫，另一把是7师师长邓岳。

这两个人让韩先楚头疼得很。

为啥？

因为都太能打，也都太想抢主攻的任务。

在部队里头，打主攻那是露脸的事，战利品多，功劳簿上写得厚；打助攻、打阻击，那是苦力活，还得不到啥名声。

在3纵，邓岳的7师是头等主力，主攻任务往往都落他兜里。

好不容易有一回，9师抢到了主攻任务，结果临开打变卦了，任务又被邓岳给截胡了。

徐国夫气得直蹦高，直接跑去找韩先楚拍桌子叫屈。

韩司令也没辙，手心手背都是肉，只能哄着他：“下回，下回肯定给你。”

这事儿要是摊在心眼小的人身上，那是得结梁子的，搞不好就得磨洋工。

可徐国夫是咋干的？

1948年3月，上头新组建了个5纵，急需懂打仗的军事主官。

徐国夫就被调离了3纵，去5纵当了13师师长。

这表面看是平级调动，实际上是一次“价值重估”。

上级知道他是块打仗的料，在3纵有邓岳压着，他很难当上“头牌”。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扔到5纵去当主力师长，给他一个自己说了算的舞台。

徐国夫二话没说，打起背包抬腿就走。

到了5纵，他果然成了香饽饽，带着队伍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里横冲直撞，一直打到河南剿匪。

他不争那一时的闲气，给机会就上，没机会就忍，换个山头照样唱大戏。

这笔账，他算的是“务实”。

第三笔账，算的是“个人”和“组织”的关系。

1949年以后，因为湖南谈判需要警卫部队撑场子，徐国夫从后方被调动，阴差阳错又回到了老东家40军。

这时候的40军正是缺干部的时候。

老上级韩先楚、罗舜初一商量，想让徐国夫回来接着当师长。

注意了，他之前在5纵那已经是响当当的主力师长，现在回老部队还是原地踏步当师长。

更要命的是，当年跟他抢任务的那个邓岳，这会儿已经升成了40军军长。

昔日平起平坐的战友，甚至是死对头，如今成了顶头上司，得给人敬礼。

这口气，一般人怕是咽不下去。

但徐国夫愣是回去了。

不光回去了，还配合得严丝合缝。

在衡宝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里，邓岳指哪他打哪，一点怨言都没有，那是真卖力气。

等到1955年评衔的时候，他的职务是40军代理军长，评级定的是副军级。

按照当时的杠杠，正军级通常是少将或者中将，副军级大多数是少将，也有评大校的。

徐国夫肩膀上这颗少将星，可谓是“恰到好处”。

不高，因为他是副军级；不低，因为他的老搭档、40军军长邓岳，评下来的也是少将。

要是徐国夫去争，去摆老资格，说自己1928年就参加革命，说自己当过红军团长，能不能争个中将？

理论上也不是没门儿，但那样一来，就坏了规矩，也伤了和气。

他和邓岳俩人，一个军长，一个副军长（代理军长），挂一样的星。

这在面子上、里子上都透着一股平衡劲儿。

所以，当宋任穷问他有啥想法时，他说“没意见”，这真不是装出来的谦虚。

因为在他心里头，那个连“重机枪连指导员”都不稀罕当的红军小战士，那个为了打仗能随便换部队的纵队师长，压根就没把级别当成过人生的尺子。

从1928年一路走到1955年，他身上挂过彩，流过血，负过4次伤，更经历过西路军那种地狱般的九死一生。

比起那些倒在长征路上、埋在西路军戈壁滩里的战友，能囫囵个儿活着看到授衔，这就已经是赚大发了。

至于肩膀上是一颗星还是两颗星，对他来讲，那无非就是组织发了一套新军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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