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弟在厂里赚了8000，我在写字楼月薪1万5，但他敢说话，我不敢

昨晚的年前家庭聚餐，就像一场名为“体面”的公开处刑。

主角不是我这个村里唯一的“重点大学毕业生”，也不是那个在体制内唯唯诺诺的大伯，而是我那初中毕业就去苏州打工的表弟，强子。

强子把一包刚拆封的软中华往桌上一拍，“啪”的一声，脆响。那一刻，我感觉我那只揣在兜里、随时准备回复客户邮件的手机，都在颤抖。

他给长辈敬酒，嗓门大得像刚出厂的低音炮：“今年厂里效益好，年终奖发了一万二，过了十五我就提辆比亚迪开回去！”大舅二舅听得眉开眼笑，纷纷夸这孩子出息了，实诚。

轮到我了。

七大姑八大姨带着一种审视稀有动物的眼神看着我：“阿梦啊，在大城市做外贸，一个月得不少钱吧？”

我捏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扯出一个练了无数次的职业假笑：“还行，也就是混口饭吃。”

那一刻，我心里清楚得很：我是月入一万五，但我真的不敢像强子那样说话。

不是因为谦虚，是因为心虚。

我们这群所谓的“白领”，太清楚自己那份薪水的“含水量”了。

我的一万五里，包含了什么？包含了24小时待命的情绪价值，包含了给老板改那第12版的PPT，包含了在深夜因为一个错别字被痛骂的焦虑，还包含了随时可能被AI、被00后整顿职场的恐惧。

我的劳动是“悬浮”的。我今天拼死拼活谈下来的单子，明天可能因为汇率波动、因为政策调整、甚至因为老板心情不好就黄了。我的KPI写在纸上，但我的安全感从未落地。

而强子呢？

他在流水线上拧一颗螺丝，就是一颗螺丝的钱。他加一个小时班，就是这一小时的真金白银。他的劳动成果是可见的、物理的、确定的。

社会学家总爱说“异化”，说我们变成了工具。其实在老家这种极其务实的语境里，强子的“工具属性”比我值钱。

因为他的付出和回报之间，是一条笔直的粗线；而我和我的工资之间，隔着老板的画饼、HR的算计和整个行业的动荡。

酒过三巡，强子已经喝得面红耳赤，开始吹嘘他在厂里怎么跟线长拍桌子，怎么带着兄弟们要把那批次品干完。他眉飞色舞，那种对生活的掌控感，像火一样烤着我。

我缩在角落里，手机屏幕亮了。是客户发来的微信：“Please check the PI again.”（请再检查一下形式发票）。

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我在那个只有20平米、房租占掉工资三分之一的出租屋里，用昂贵的咖啡续命，用精致的职业套装伪装精英。我以为我逃离了强子那种“出卖体力”的生活。

但事实是，强子出卖体力，换来的是下班后的彻底自由和过年的豪横；我出卖脑力和尊严，换来的却是全天候的精神枷锁和回乡时的失语。

这就是孔乙己脱不下来的长衫吗？

不，这不仅是长衫，这是我们这代做题家的精神内耗。我们读了太多书，知道了太多“远方”和“意义”，却在现实的泥潭里，连双脚着地的能力都退化了。

散席的时候，强子硬塞给我一包烟，笑着说：“姐，你也别太累了，看着脸色煞白的。城里混不下去就回来，家里咋都能有口饭吃。”

我愣住了。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读书越多的人回家越沉默。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用尽全力维持的那点“城市体面”，在老家那粗粝却真实的生命力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我不羡慕强子的流水线，但我嫉妒他那份“我也凭力气吃饭，我不欠谁”的坦荡。

明年回家，我不想再装了。

如果再有人问我工资，我就说：“刚够花，累得像狗。” 然后，我也要学着强子，给自己倒满一杯酒，不为了敬谁，就为了敬那个在写字楼里苟延残喘、却依然想要活出点人样的自己。

毕竟，敢承认自己活得狼狈，才是成年人最大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