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运河生态廊道”修复：200户家庭的“财产权”如何安放？

导读：千里运河，潺潺流过徐州城。对于沿岸的200户家庭而言，这条河不仅是风景，更是他们生活的岸，是祖宅的根基、作坊的依托、小店的客流来源。然而，当“运河生态廊道”修复这一宏大而美好的公共利益蓝图展开，他们的房屋与土地便被划入了征收范围。一边是惠及全民的生态改善与文化复兴，一边是200个家庭安身立命的根本财产。

这道经典的现代性难题，再次尖锐地摆在面前：轰鸣的推土机，能否在践行“公共利益”的同时，温柔地安放好每一个具体的“财产权益”？

本案触及征收法律制度的基石——公共利益与私人财产权的平衡。我国《宪法》与《民法典》均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并给予补偿。因此，问题的关键从不在于能否征收，而在于征收是否真正出于“公共利益”，以及补偿是否“公平、合理”。

公共利益的审视：生态修复的正当性及其界限

“运河生态廊道”修复，通常包含水体治理、岸线整治、绿化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等内容，其目的在于改善生态环境、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公共空间品质。此类项目一般符合《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中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如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环境保护、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建设。

然而，公共利益的成立，并非征收行为的“免罪金牌”。它必须接受比例原则的拷问：

目的正当性：项目是否确为公众所需，有充分的科学规划和民意基础？

手段必要性：是否必须通过征收这片特定土地上的房屋才能实现该公益目的？有无其他损害更小的方案（如局部整治、绕行）？

利益均衡性：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价值，与给200户家庭带来的财产权剥夺及其他损失相比，是否相称、均衡？

如果项目存在“搭车”商业开发、或征收范围明显大于工程实际所需，其公共利益纯度便会受到质疑，这也是被征收人重要的监督点和潜在的维权切入点。

公平补偿：如何计算200户家庭的“特别牺牲”？

征收的本质，是强制特定群体为公共利益做出“特别牺牲”。公平补偿的原则，就是要填补这种牺牲，使被征收人的财产状况在金钱上恢复到相当于未被征收时的状态。对于沿岸家庭，这远非房屋市场评估价那么简单。

财产价值的完整补偿：

房屋与土地使用权：这是补偿核心，需由符合资质的评估机构按征收决定公告之日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评估。沿岸房产可能因亲水特性而具有特殊价值，评估应予以体现。

附属物及装修损失：院落、围墙、附属用房、室内外装修等，都应逐一评估补偿。

经营性损失：对于将房屋用于家庭作坊、小商店、农家乐等经营的家庭（类似上一篇讨论的“住改非”），必须依法评估其停产停业损失。这是极易被低估的部分。

难以量化的“关联权益”损失：

生计模式瓦解：许多家庭的生产生活与运河紧密绑定（如渔业、码头相关服务、依托游客的小生意）。征收不仅拿走房产，更摧毁了他们熟悉且赖以生存的生计系统。货币补偿难以完全覆盖这种系统性损失。

社区网络与情感价值：世代居住形成的深厚邻里关系、社会支持网络，以及附着于祖宅上的情感记忆、家族历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非经济价值。这些虽无法计价，但在制定安置方案时应被体谅和考虑。

安置方案的人性化考量：公平补偿不仅体现在“钱”上，更体现在“路”上。提供产权调换的，安置房源应在区位、配套、生活便利度上尽可能贴近原址；纯货币补偿的，数额应能使他们在同类区域购买到相当的住房。对于生计受冲击的家庭，政府应积极提供就业培训、创业指导等转型帮助。

走向平衡：200户家庭的维权与政府的责任

家庭的理性维权路径：

深度参与，知情监督：积极参与征收各阶段的程序，特别是对征收决定（是否符合公益）、补偿方案（是否公平）提出意见，要求听证。

专业评估，量化损失：可共同委托独立评估机构，对群体性的财产价值、经营损失进行综合评估，形成有力的协商依据。

集体协商，凝聚共识：200户家庭应选举代表，形成统一、理性的诉求，与政府展开集体协商，强调损失的特殊性（如生计对运河的依附性）。

司法救济，终局保障：对不合理的征收决定或补偿决定，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由司法机关对“公共利益”与“补偿公平性”进行最终审查。

政府的应有责任与更高作为：

程序正义的坚守者：确保征收全过程公开、透明、合规，充分保障被征收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

公平补偿的足额兑现者：主动以市场最高标准进行评估和补偿，充分考虑沿岸房产的特有价值和家庭的特殊损失，避免“与民争利”。

可持续未来的铺路者：超越“一补了之”，将征收安置与区域发展、民生改善相结合。例如，在廊道项目中规划部分公益性摊位、服务点，优先提供给原住民家庭经营；将安置社区建设与生态旅游发展联动，为转型家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结语：徐州运河的生态廊道，理应成为一条流淌着绿色与文化的幸福之河，而不应成为沿岸家庭记忆与现实的断裂带。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财产权，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而是一项需要法律精度与人文温度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政府的征收行为，不仅要经得起法律对“公益”的审视，更要经得起民心对“公平”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