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腊月,风里都是年的味道。随着小年的到来,江淮大地上,真正开始过年了。
过小年的日子,却分了先后。皖北的村落,腊月二十三的一早,灶糖便摆上了案桌,响起了送灶神的爆竹;而在皖南,一般小年要慢上一日,二十四才把祭灶的饴糖供上案头。
同为江淮故土,不过百里之隔,为什么过小年的日子有差异?追溯其根源,与三百多年前,清朝雍正年间的一场礼制变革相关连。
这要先从古代朝廷的祭天与祭灶说起。
在中国古代祭祀体系中,祭天为国典、祭灶则是家礼。两大祭祀仪式,各有渊源,各赋深意。
祭天源于上古的自然崇拜,在周代即形成了“天子祭天”的专属制度,经过秦汉定型、唐宋完善,到明清时期已成为规格最高的国家大典。清代祭天以冬至为正祭日,腊月二十三的祭天为常规祭祀,仪式于天坛圜丘举行,流程既严苛又庄重。祭前三日,皇帝入斋宫斋戒,不饮酒、不茹荤、不听乐。祭日五鼓,皇帝乘玉辂前往天坛,行燔柴升香、三献礼、三跪九叩等礼仪,全程皆钟鼓齐鸣、仪仗随行。
祭灶,则是上古对火与饮食的原始崇拜。先秦时纳入“五祀”体系,汉代祭祀日期固定于腊月,宋代确立了腊月二十四为全国祭灶日。民间的祭灶,以家庭为单位,设灶神像,供奉糖瓜、饴糖、清水、料豆、秣草,拜东厨司命的灶神,祈求灶神“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清雍正朝之前,宫廷祭灶遵循腊月二十四之制,在坤宁宫举行,融合满汉习俗,由皇帝亲祭、萨满参与,设供案、安神牌、燃香烛。到了雍正朝,出现了祭天与祭灶合礼,即将腊月二十三祭天与腊月二十四祭灶合并的礼制变革。
这一变革是雍正朝在财政困局下施行崇俭的一种选择。
康熙晚年以所谓“宽仁”治国,六下江南、大兴土木,加之贪腐泛滥,导致国库空虚,雍正即位时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雍正执政,“崇俭黜奢”,推行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等财政改革,严控宫廷一切开支。祭天与祭灶连续两日分开举行,大规模祭祀,祭品、仪仗、人力耗费巨大,与雍正的节俭理念直接相悖,成为礼制变革的主要动因。整合祭天与祭灶,减少繁文缛节,集中帝王对天地神灵的统摄权,彰显“敬天法祖”的政治伦理,这种国家大典与宫廷家礼的融合,进一步强化“天子兼理家国”的双重身份。
反观雍正朝前,祭天(圜丘大典)由礼部执掌,祭灶(坤宁宫祀灶)由内务府负责,两者分属不同礼仪系统,行政协调成本高,而且皇帝需连续两天亲自主持大典,斋戒、行礼、致辞等流程耗费大量精力,严重影响日常政务处理。
雍正祭天祭灶的合礼改革,也是融合满汉文化的一次巧妙尝试。
雍正的这一变革,并非偶然。他即位后不久,便提出“祭天与祭灶日期相近,仪式类同,可合并举行”的设想,目的在于“节省开支、简化礼仪、集中皇权”。这一设想虽曾遭遇到礼部、内务府大臣“礼不可变”的保守阻力,但雍正以“敬天之心不在形式,而在诚意”迅速化解了争议。
正式的礼制新规在雍正二年施行,新规将原本腊月二十四的祭灶仪式提前至腊月二十三,与祭天同日举行。祭天保留天坛圜丘的环节,祭灶依旧在坤宁宫进行,祭天之后祭灶,均由皇帝主持,萨满与汉族官员共同参与,祭品统一准备,减少重复浪费。《国朝宫史》记载:“每岁季冬二十三日,坤宁宫祀灶”,标志着礼制变革制度化。
宫廷的这一变革“上行下效”,紧随其后的是,王公大臣、贵族阶层纷纷效仿,将自家的祭灶日期提前至腊月二十三。乾隆即位后,全面继承这一制度,将其纳入《清史稿》的记载。《清史稿》载:“惟十二月二十三日,宫中祀灶以为常”。
合礼之后的宫廷祭灶,保留了满族萨满教的“打灶”典礼传统,同时融入了汉族祭灶的糖瓜、灶神纸马等祭品与习俗,实现了满汉文化和而不同,交融互鉴。
雍正祭天祭灶合礼的变革,以及小年俗制的分化,在清代的官方文献中均有鲜活的留存。如雍正为了节俭,不仅合并祭祀,还下令缩减宫廷祭灶祭品数量,规定“祭灶用糖瓜、饴糖各一斤,不用贵重物品”,甚至亲自检查祭品筹备,发现浪费便严厉斥责内务府官员。乾隆延续祭天祭灶合礼,他在宫廷祭灶仪式中增设了“皇帝赐福字”环节,让小年祭灶更具仪式感与文化内涵。赐福,请福,至今仍然是北方过小年的重要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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