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妈妈肺癌晚期，不到一年时间靶向药耐药了，走的很匆匆

讲述：刘玉梅 文：风中赏叶

妈妈咳嗽了两个月，自己买了川贝枇杷膏喝，不见好。她说胸口有点闷，像压着块石头。催她去体检，报告上“右肺门占位”那几个字，把我拽进了冰窖。增强CT结果更残酷：中央型肺癌，包绕大血管，双肺散在转移小结节，纵隔淋巴结肿大。分期：IV期。

呼吸科主任指着片子，语气尽量平稳：“晚期了，手术机会没有。但可以做基因检测，如果有敏感突变，吃靶向药效果会很好。”

我们像抓住救命稻草。穿刺活检取出的组织送去做了最全的基因检测。等待结果那一周，妈妈整夜睡不好，瘦了五斤。她总问我：“如果没突变怎么办？”我答不上来。

报告出来那天，我和爸爸一起去拿。看到“EGFR 19号外显子缺失突变”那行字时，我的手都在抖——有药！主治医生也松了口气：“这个突变有很好的靶向药，一代药有效率很高，副作用也相对可控。”

妈妈开始吃药，是那种一天一片的小药丸。最初的副作用是皮疹，脸上、背上长满痘痘，她照镜子时苦笑：“像回到了青春期。”但咳嗽真的减轻了，胸闷感也在好转。一个月后复查，CT显示主病灶略有缩小，那些转移的小结节有些变淡了。肿瘤标志物下降了一半。

“有效！”主治医生很高兴，“继续吃，定期复查。”

接下来的六个月，是我们全家偷来的、相对平静的时光。妈妈皮疹渐渐消退，体力恢复了些，能下楼散步，能给自己煮碗面。爸爸脸上有了笑容，我们甚至开始悄悄规划，等春天暖和了，带她去近郊转转。靶向药成了我们家的“定心丸”，每月取药时那小小的药盒，仿佛装着无限的希望。

变化是从第七个月开始的。妈妈又开始咳嗽，起初很轻微，我们以为是感冒。但咳嗽慢慢加重，变回了那种深沉的、带着金属音的咳。她说背疼，夜里睡不好。我们赶紧去复查。

CT结果像一记闷棍：原发灶明显增大，双肺转移结节增多、增大，部分融合成片。肿瘤标志物反弹到比用药前还高。

“耐药了。”主治医生看着片子，语气沉重，“EGFR靶向药的平均耐药时间在一年左右，有些人长些，有些人短……阿姨属于比较快的。”

“那怎么办？”我的声音发紧。

“可以做二次基因检测，看看有没有出现新的耐药突变，比如T790M。如果有，可以换用三代靶向药。”医生顿了顿，“但耐药后的进展……有时会很快。”

我们立刻用之前的组织蜡块做了二次检测。等待的十天里，妈妈的状况急转直下。咳嗽越来越频繁，需要靠止咳药勉强压制。她的呼吸开始费力，上楼喘得厉害，血氧饱和度在静息时掉到了93%。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憔悴下去，眼窝深陷，说话都费力。

二次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检测到常见的耐药突变。“可能是出现了其他未知的耐药机制，或者肿瘤发生了转化。”医生解释，“现在可以考虑化疗，或者尝试其他作用机制的药物，但效果……不确定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决定下一步方案，妈妈就在一个凌晨因呼吸急促被送进了急诊。急诊CT显示，她的双肺几乎全白了——癌性淋巴管炎，肿瘤细胞在肺部的淋巴管里弥漫性生长，严重影响了气体交换。

她被直接送进ICU，戴上了无创呼吸机。但缺氧状况仍在恶化，第二天改成了气管插管，上了有创呼吸机。镇静药物让她沉睡，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看她胸膛在机器的带动下起伏。

主治医生对我们摇头：“肿瘤进展太快，肺部受累太严重，呼吸衰竭很难逆转。其他器官也开始受影响……”

妈妈在ICU里撑了五天。第五天傍晚，她的血压持续下降，升压药用到极限，心率越来越慢。医生问我们是否要进行胸外按压等创伤性抢救，爸爸红着眼圈，看了看我，摇了摇头：“让她……少受点罪吧。”

妈妈走的时候，我和爸爸在床边。护士撤掉呼吸机后，她的呼吸很浅，很慢，然后缓缓停止了。像一盏熬尽了油的灯，火光跳动几下，最终熄灭。从确诊到离开，不到十一个月。

靶向药给了我们近七个月的好时光，让我们误以为找到了与癌共存的魔法。但它失效得如此突然而彻底，仿佛之前所有的控制都是一场幻觉，只是为了积蓄力量，发起更凶猛的反扑。

如今回想，那七个月里并非没有征兆。妈妈后期体力其实一直没恢复到理想状态，只是我们被“有效”的CT报告安慰着，忽略了那些细微的疲惫和不适。我们太相信那颗小药丸的力量，以为找到了捷径，却忘了癌症本身的狡诈与善变。

医学上，这叫“获得性耐药”，是靶向治疗难以逾越的坎。药物精准地锁定了靶点，但癌细胞会进化，会绕路，会寻找新的生存之道。妈妈很不幸，她的癌细胞进化得特别快。

如今，家里还放着妈妈没吃完的半板靶向药。我有时会拿起来看看，那些白色的小药片，曾经承载了我们全部的希望，最终却没能带她走得更远。它延长了妈妈的生命，也延长了我们共同陪伴的时间，但终究没能改写结局。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晚期癌症的治疗，往往不是一场决战，而是一段漫长、艰辛、且结局注定的退守。靶向药是重要的武器，能赢得宝贵的喘息之机，但它不是永久的盾牌。当耐药来临，退路往往更窄，时间往往更急。

妈妈走得很匆匆，匆匆到我们还有很多话没来得及说，很多地方没来得及陪她去。但至少，在那有效的七个月里，她少受了许多化疗之苦，过了一段相对有质量的生活。这或许，是那枚小小的靶向药，留给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慰藉。

我多么希望，医学能再快一些，能在耐药出现时，有更多、更有效的“后线武器”。但对妈妈而言，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她的故事，是无数个类似家庭命运的缩影——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替中，奋力挣扎，最终却不得不接受，医学有其边界，而时间，从不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