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监狱内部的真实情况

内部的真实情况

明代的监狱，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地方。

一、监狱就是一个小社会。

监狱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小社会，里面有庙宇、街道、商店、果园、菜地、鱼塘等等。

这里需要介绍一位葡萄牙人，他叫加里奥特·佩雷拉。当时浙江巡抚朱纨强力肃清倭寇与海盗，并取得多次大捷。加里奥特·佩雷拉和两条货船上的其他葡萄牙人及中国船夫被控为海盗，在福建省南端的诏安县被捕，随即被押往福州。朱纨下令将其中一些人员斩杀。一些官员弹劾朱纨擅杀，朱纨被免职，不久选择自杀。有四名葡萄牙人因拒捕且杀害中国士卒，被判以死刑，其余人则被判处流放，分散在广西各城。但有些葡萄牙人因为与中国商人关系密切，通过支付重金，得以逃走，而加里奥特·佩雷拉就是其中之一，于1553年初抵达上川岛。加里奥特·佩雷拉将在中国的经历记录了下来，由于他自己就是囚犯，所以对于当时的监狱有着最真切的体验。他记录下的监狱门类齐全，俨然一个小社会。

这个牢房如此之大，里面有街道和广场，在那里出售各种各样的必需品，有些犯人就靠这样的买卖谋生，还有一些人出租睡床。

“这些住所里有一大块地，中有一个广阔的果园、菜地和大鱼塘……牢里关的是犯小罪的人；它大到有街道和市场，犯人在里面售卖许多东西，有食物也有别的所需之物，那是从外面送来卖的，他们很多人靠此为生。另一些人在那里有铺位，租给那些需要它而且付得起钱的人。

二、在监狱里面，一切向钱看。

监狱里面最重要的是钱，因为有钱会有更多的自由，甚至可以随时出监狱。

在明朝生活了近30年的欧洲传教士记载说：

那些关押在封闭监狱的囚犯，尽管他们不能出去(这只对那些没有钱的而言，若他们有钱贿赂狱吏，就可以随意出去，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停留)。

而且犯人进入监狱之后，可不止是服刑那么简单，还要还要交纳许多费用和款项。一、犯人进入监狱，校尉向他要“旅行费”，即押送的钱；二、进入监狱后，进行名册登记，需要交钱；三、如果想要住单独的牢房，则需要付费；四、清洁工会收取清洁费，书吏要收取书学费；五、而且还有老囚拿一紧一松两个铁手铐，如果想要舒服一些的松手铐，也需要给钱。

曾德昭又记载说：

曼达林（指官员）有一块白漆牌子，上面写着被捕者的姓名和罪行，交给校尉，后者拿着它，马上把犯人带往监狱，要他付给旅行费，他们叫做牌钱(Tablet—money)。当犯人进入第二重门，囚犯的总秘书，一般也是从囚犯中产生，迎上前来，此人有他的坐位和桌子(这不过是囚犯们用来吃饭的)，盘问犯人的姓名和犯罪原因，立即把它登录在囚犯名册中，要他为荣登名册而付钱。然后，他被送往狱吏和监管的几个房间，或者送往其中一处，如犯人很多，他们被分别送往不同的房间；如只有一个人，则叫他去北面或南面的房间，并且马上要付给监管费用。

当他来到他的牢房，又有另一名小书记，专司登记他的名字，写在牢房一块特殊的板上，老挂在那儿。这里他又得付另一笔书写费。然后又有一个监狱的清扫工，告诉他说：“先生，这里很需要干净，地方要打扫，保持卫生；你的火要准备。”等等，这一切都不得不破费。这时有一个囚犯拿着一副很紧的铁手铐，给他铐上；大约半个小时后，他再回来，拿另一副宽些的，告诉说：“兄弟，我知道那副手铐很紧，使人难受，所以我拿另一副宽的来换，不过你要为这种善意给我钱。”如果没有钱付给他，就把对方的帽子，或者他的几件衣服拿走。这些是小费用，挤干了可怜犯人的钱袋。

不仅如此，狱吏会想尽办法榨干每一名犯人的钱财。

然后是狱吏，他们要一笔钱，宽限犯人较长的时间，让他在关押后两天独自呆着，看看他会自愿拿出甚么东西，如果在这期限内他不给他们一些东西，那么以后每晚他们就狠狠折磨、骚扰他，直到他们得到满足。这种支付是无穷无尽的，全得看狱吏的意思，他们尽量榨取每个人，这就是，富的多要，穷的少要，一无所有的不要。

还有一个需要花钱的地方是监狱里面的庙宇，需要祭祀，这笔钱同样由犯人来承担。

这些钱刚付完，还必须再付最后一笔为监狱庙堂及偶像献祭的费用，因为每座监狱都有一座或两座庙，每月阴历初一、十五狱吏都要去献祭，祭品一般有一只鸡、一块猪肉、两条鱼、馒头、果品，及其他物品。他们把其中一些祭品用水略煮一下，那只鸡仅煮到可以把它直立在庙前的桌上，其他东西则整齐地放在它的四周，摆一个时辰后，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拿走，重新烹调鱼和肉，味道鲜美，然后他们举行一次宴会。

以上情况可谓触目惊心。明朝官员李清在其所著的《三垣笔记》中讲过两件关于监狱收钱的事。

一是兵部尚书傅宗龙因为回复奏章时违背了崇祯帝的旨意，被关进了监狱。他一进监狱大门，狱吏就向他索要钱财，每过一道门都有人向他要钱，当他走到名叫“天下太平”的一道狱门时，身上的钱用完了，看守狱门的人就关上大门不让他进去。傅宗龙只好在门外徘徊等待，直到后续取来的钱送到了，他才得以进入。

二是，南京兵部侍郎谢启光被关进监狱后，因为没能满足牢头的勒索，被扇了好几个耳光。

两位曾经位高权重的官员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就可想而知了。李清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也十分不满，于是以久旱不雨为由，上奏章请求崇祯帝宽缓刑罚，在奏疏中他讲述了傅宗龙和谢启光所遭遇之事，并指责提牢官“不知提牢官所司何事，而致令狱吏之贵，移为牢头之横”。而他的这种正义之举，很快遭到了朝中一些势力的打击。当时的其中一位提牢官是刑部的宋翼明，他是内阁辅臣薛国观的门生；另一位是刑部的许璟，他是内阁辅臣姚明恭的门生。李清不久就被降职一级，并调离原职。

由此可见，监狱里面的贪腐，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为了能够搞到更多的钱，犯人还会被要求到街上去乞讨。

“有时设法得到某位大老爷的开恩，到街上去行乞。这时，他们在严密的监视下在市场要饭。”

三、监狱里面的刑罚和死刑

曾德昭的笔下，能够判处死刑的罪名并不多。

被处死刑的(一般有吊死、绞死和斩首)只是那些伪造皇帝的钱币或犯谋杀的人，如果许多人犯同一桩罪行，那么只有一个人被处死，其余的人则处以其他刑法；但拦路抢劫的盗匪都得死，如果罪证确凿。

而且死刑的执行每年只有一次。监狱中的死囚很多，加里奥特·佩雷拉所在的监狱有100多个死囚，但一般只从其中挑选罪大恶极的七八人进行执行。如果能够逃脱这一次死刑，下一次死刑时间就是一年后。

作为流动法庭法官的察院在每一年任期结束时，总是来到省城，不管囚犯是否已被判决，重新进行提审，往往有些人通过这一方式获得上诉，因为察院说给他们判得不对。对所有的人都审查完毕后，从中挑出罪大恶极的七八人，有时多一些或少一些，根据他心情的好坏而定。使人们感到又惊又怕的是这些人都被押到一块大空地，所有的那些大老爷也都集中在那里。根据他们的习惯,在大事礼仪和拜祭神像后将这些人斩首。这样的情况一年只发生一次，逃脱这一天的人可以在那个大牢房里安然度过又一年，有吃的，费用由国王承担。我们所在的这个监狱是最主要的一个，这样的死囚总有100多个，还不算其他监狱所关押的。

而对于给犯人的刑具，种类很多，据《明史·刑法志》记载，一共有笞、杖、讯杖、枷、扭、锁、镣。

这里尤其要说的是枷号，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刑具，因为但凡是犯人，大都会被施于枷刑，曾德昭对其有具体介绍。

对一般罪犯，他们采用一种我们在葡萄牙所没有的刑法，他们称之为“枷号”。那是一块四、五掌宽的大木板，中间开一个大若人颈的洞，把它紧紧扣在脖子上，再贴上两张和手一般宽的纸条，写明他犯的罪行，以及受刑的原因；纸条也用来表示木板没有被打开。因此这些可怜的人脖子上戴着这块大木板，每天都被带出去，当街受辱，15天，20天，或30天，按对他们的判处而定，其最严峻之处在于，这期间木板日夜不离开他们的脖子。在他们挨了从不缺少的板子后，必须要施加这种刑罚。中国的刑罚(除开罚款之外)都有这一前奏，判处时不必提及，它一直是他们的头一道菜，而且是必需的，尽管是辅助性的惩处。

另一份葡萄牙人同样记录了枷号。

木枷宽约一拃，一个人戴着枷站着时，木枷下部可及膝盖。枷板分两半，合起来中间是个脖状的孔洞。根据脖子的粗细调整后，就把木枷架在罪犯的脖子上，用装置把两半合起来,钉住。脖子后面翘起的木板有一拃长，脖子前面的木板可及膝盖。在这前倾的板上用大字写上判决书及死罪的理由。

枷刑十分常见，戴上枷号也意味着犯人的身份。

明英宗时期，户部尚书刘中敷、左侍郎吴玺和右侍郎陈纋三人同时被下狱，这也是户部尚书刘中敷第二次被下狱了。三人被戴上了重重的枷锁，站在长安门外示众。祭酒李时勉，被罚在国子监门口戴枷示众。也就是李时勉在自己上班的大门口，戴着枷锁让平日里同事们的观看。英宗其真实目的就是用枷刑来折辱大臣，树立自己的权威。

由于枷号十分沉重，可达120余斤，双手也被束缚住，意味着根本没有办法睡觉，吃饭也需要有人来喂。所以，戴上枷号的人就只能趴在地上。李自成曾经欠下富户艾家的钱，艾家告到官府之后，就给李自成戴上枷号，放到太阳下面暴晒。这样下去，李自成只有死路一条。眼见李自成死路一条，李自成的侄儿李过与几人一起抢了李自成就跑，李自成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葡萄牙人介绍枷号时说：

上面说的木板把囚犯折磨得很厉害，他们彼此隔离允许大量进食，但他们的手是被铁镣系在板下，因此在关押中他们只有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