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拥护改革者能肯定以前成就，推崇以前者不能肯定改革成就？

一位网友留言说:为什么拥护改革开放者能够肯定前30年的成就和价值，而推崇前30年的群体却不能接受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这个问题很深刻，我尝试来回答一下。

核心分歧是评价体系的“坐标系”不同

A、认同改革开放的群体，使用的是“发展主义坐标系”

这个“坐标系”的核心指标包括生产力水平、GDP、基础设施、科技实力、收入水平、预期寿命等可观测、可量化的物质与社会发展数据。

这些指标的大幅提升，是改革开放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他们看待前三十年，也会重点考察为后续发展提供了哪些“物质性基础”（如工业基础、农田水利、识字率等），并将其视为一个必要原始积累的准备阶段。他们的认同，建立在解决了“从无到有”的客观成就上。

因此，他们更容易形成一种 “接力赛”或“奠基—飞跃”的辩证发展观。

B、对前三十年有“滤镜式认同”的群体，使用的是“道义理想坐标系”

他们更关注社会平等程度、集体主义精神、自力更生意志、领导干部清廉形象、社会风气纯洁性等 “非物质性”的价值与精神状态。

他们将前三十年（特别是加了滤镜理想化的一面）视为这些道义价值的典范期。当用这个坐标系衡量改革开放时，他们看到的更多是“精神代价”:物质丰富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生活多样了但集体意识淡化了等等。

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带来的问题，正是偏离了原有“道义标准”的结果。他们“看不顺眼”的，并非变化本身，而是变化的方向偏离了他们所推崇的那个价值坐标系。这种“不顺眼”本身，建立在对一套特定社会伦理和意识形态的深度认同之上。

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将改革开放的全面发展同“精神文明建设”割裂对立。改革开放并非不追求“道义”，同样强调“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谐社会”，但其实现路径是“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其支持者相信，物质基础是实现更高层次社会理想的必要条件。

因为“坐标系”不同，两个群体的历史观视角也自然不同。我们来打个比方:

第一个群体（认同改革开放并能看到前三十年基础），更像一种“建筑师”的视角，既看到高楼平地起，也深知地下基础的重要。这是一种 建设的、累积的历史观。

第二个群体（滤镜式认同前三十年并苛责改革开放），则更像一种“守望者”视角，他们紧紧守护着最初的设计蓝图和工地初建时的激情燃烧岁月，对于因应现实条件而对蓝图做出的任何修改、对建筑功能的任何扩展都“看不顺眼”，认为背离了“初心”。这是一种守望的、对照的历史观。

因为“坐标系”的不同，两个群体的情感锚点也有不同。

改革开放支持者的情感锚点是 “获得”。他们亲身经历了物质生活、个人机会、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从匮乏到丰裕、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赶超的巨大增量过程。这种“获得感”是具体的、切身的。因此，当他们回望前三十年，会自然地将其视为这场“伟大获得”的“艰难奠基期” 。他们肯定前三十年，是肯定其作为“获得之源”的贡献。他们的历史观是 “累积叙事”。

这好比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并不避讳去讲他创业的艰难，并充分认可这种当初的艰难是现在成功的起点和基础，这是一个成长和成功的叙事。

而部分前三十年推崇者他们的情感锚点往往是 “失落”。他们深切怀念（或想象）那个时代所强调的集体主义精神、社会平等、激情理想、相对简单的社会关系等。在他们看来，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繁荣，是以稀释这些核心价值为代价的。贫富差距、消费主义、价值多元、全球融合，都被视为对“精神家园”的侵蚀。

因此，他们看改革开放，首先看到的是“精神损失” 。他们的历史观是 “对比叙事”，即以理想化的过去为标尺，衡量并批判当下的一切“偏离”。

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的不对称？

原则一:必须以历史决议为准，客观评价前30年的伟大成就和挫折，这是最高原则，都必须遵守。

原则二:必须拥护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这也是爱党爱国的基本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力拥抱发展，创造未来。

任何违背了这两个原则的认知和态度，无论是什么情感理由和出发点，都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