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兵种司令改为军区副司令，直言：明眼人都知道这次调动不寻常

一九七五年深秋，戈壁深处的夜晚被一道火舌撕开，东风导弹呼啸升空，试射成功的电报通过加密线路飞向北京。坐在指挥车里的向守志摘下耳机，暗暗舒了口气，眉宇间却没有喜色。熟悉他的老参谋后来回忆：“首长只说了一句，‘接下来怎么走，还得看命运。’”

时间拨回三十年前。向守志出身湖北孝感，肺活量好，跑步像阵风，是新四军最年轻的排长之一。抗战火线，他打过天目山也穿越过苏北海岸的盐碱地，却极少在功劳簿上出现名字。低调做事，是这位将门之后的行事风格。

建国后，他先在十五军当副军长，又接任军长。长征时期学来的山地奔袭、野外筑炮工事等手段，被他一一揉进训练教材，部队的炮兵操作水平蹿升得快。正因为这套硬功夫，一九六〇年总部突然调令：任命向守志出任西安炮兵学校校长。照说这是正军职，无可挑剔，可西安军区想把这位悍将留任参谋长，级别更高。犹豫一夜，他选择了前者。一句“炮兵专业不能断代”成了他给组织的唯一解释。

从学校走向导弹阵地，是历史的推手。一九六五年，他升任总参炮兵副司令，主抓战略导弹科研与训管。那会儿，第二炮兵已在筹建，却迟迟未能配齐主官。司令员的空缺一直悬着，几位副职李天焕、吴烈先后主持工作，场面微妙。向守志彼时并未在编，外界揣测不断。有人替他抱不平：“导弹这摊子，他最熟，怎么能没他？”他只摇手：“组织自有安排。”

一九六六年风雷突变。因“历史问题”遭点名，他在北京郊区接受审查。那段日子里，亲手培育的导弹旅在训练场轰鸣，他却只能隔着高墙听动静，心如刀绞。三年后，全部“结论”因证据不足而作废，他却没能立刻归队。直到一九七五年，中央决定为第二炮兵重整班子，才由叶剑英亲自点将：“战略导弹不是谁都能搞，还是老向最放心。”向守志一声令下，奔赴山西某基地，正式出任二炮司令员。

接手时，二炮内部门类复杂：组织懈怠、装备保养欠账、人事波动大。向守志在干部会上摊开话头：“打不了仗，首长来问谁负责？我来！”这一声“我来”，让不少年轻军官心头一热。接下来的整顿，他连轴转——清点库存、发动大练兵、夜里钻工棚跟科研人员讨论弹道校正。别人劝他歇，他摆手：“导弹不等人，窗口期一过，真要上战场就晚了。”

可是，风浪并未远去。一九七六年“揭、批、查”运动转向，少数人造势，说他“心慈手软”。一次会议上，一个年轻干部指责他“搞翻案”，言辞犀利。会后，老部下担心他情绪受影响，他却笑说：“让子弹飞一会儿，看谁怕谁。”话音刚落，总政副主任突然来访：“组织打算让你去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向守志略愣，随后立正答：“服从分配！”

一九七七年一月，他刚坐稳二炮司令椅子未满两年，就被调往南京。同行的行李箱里，既有惯用的作战地图，也有他亲手记满修改意见的导弹教材。登机前，老战友私语：“这事不寻常。”他点点头，却没多说。离京不到一周，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李水清的调令下达——赴京接任第二炮兵司令。人事对调，耐人寻味。

南京不是闲差。那时，中越边境的局势升温，华东海岸也要防备复杂情况。向守志到任第一天，就直奔司令部作战处。图标插得密密麻麻，他盯着海岸线问：“若登岛，预备队在哪里？”参谋答不上来，被他拉去沙盘前推演到凌晨。次日晨会，他只强调一句：“仗没打，你们就得把方案写到纸烂。”

在南京军区，他依旧不肯抛下技术兵种。每隔数月，必去东海岸线的岸防部队，盯着火箭炮阵地转悠。一九八二年，中央军委决定调整各大军区主官，向守志升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年六十岁。有人私下议论，说导弹司令来带野战军能不能行。他本人却先给自己添压力：把多年火箭军的严谨作风，移植到成军近三十年的华东劲旅。

此后八年，南京军区完成了海空立体协同演训、跨江登陆实兵检验、抗洪抢险多兵种合练等任务，几场演习把“红蓝对抗”概念玩到极致。一次作战会议上，他翻开地图，对部下说：“战争训练就像压线射击，一毫米都不能含糊。”时间过去多年，当年在场的青年参谋回忆，老司令拿笔圈出的那条江面防御线，后来成了院校教案里的经典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老部下从不偏私。当李水清在二炮稳住阵脚后，两人书信往来数次，只谈工作，从未调侃当年的“对调”。直到八十年代末，二人一同出席军委扩大会议，碰面时向守志先伸手：“当年多谢你替我守住那套设备。”李水清摆手：“该说谢谢的是我。”两位上将的寒暄，被年轻军官传为佳话。

一九九〇年夏，向守志卸下南京军区司令的职务。有记者问他对那次“非同寻常”调动的看法，他笑得平静：“在军旅路上，车站只是过渡，目的地永远是胜利。”幕后恩怨、个人得失，他再不提。友人却知道，那只陪了他十几年的旧笔记本还常被翻阅，封面已经磨得发亮。

回头见，向守志的一生里，“兵种司令”与“军区副司令”只是不同坐标。真正的主线，是枪林弹雨里练出的胆识，实验场上一遍遍推倒重来的韧劲，以及面对波诡云谲人事风浪时的沉稳。明眼人之所以觉得调动“透着怪”，恰恰因为那年头的常识被搅得浑浊。可对他而言，无论在西安校场还是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只要国家需要，他便肩头一拱“听令”。几十载风雨，他用实际行动佐证了自己当年的那句“我来”，四分豪情，六分担当，都留在中国现代军事发展史的篇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