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少将“高开走低”，脾气不小，当上军区副司令开车被人围攻？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去荆州的公路上扬起黄尘，湖北军区副司令张广才坐在吉普车里，额头青筋微跳。前面十几辆嘎斯大卡车横列成墙，死死堵住去路。参谋小声提醒：“首长，咱们得赶回去布置防务。”张广才闷声点头，却被卡车司机无视，怎么按喇叭也不让道。

车队龟爬了七八公里，终于在一个弯道处找到空隙，吉普猛打方向超车过去。窗摇下，张广才火气上涌，冲驾驶室吼：“开公车就这么横？！”语气凌厉，吓得对方一愣。没想到，到了荆州东门，那辆卡车已召集来一票同行堵在路口，逼着副司令“当众认错”。情势尴尬，随行警卫好说歹说，才算让这群司机熄火散去。回到招待所，张广才重重一拍桌子：“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还能怕这点事？”可他终究无奈，毕竟不再是当年那个手握军政大权的“红四军政委”了。

张广才的一生，若用四字概括，也许真是“起高落平”。时间往前拨回到一九〇八年，湖北黄安一个贫苦农家的茅草屋里，婴儿的啼哭划破夜色，那便是日后名震川陕的张广才。十九岁那年，他加入家乡农民自卫军，旋即踏进鄂豫皖红军的大旗下，打土豪、分田地，成长飞速。二十三岁，他已是团政委；二十五岁升任师政委；二十七岁干到红四方面军第十军政委。同行的陈再道后来说：“那会儿跑在前头的，老张是先锋。”

高职带来荣光，也埋下隐忧。一九三五年，张国焘与中央在路线问题上走向决裂，四方面军被迫南下。张广才虽未明确站队，但在延安整风时不可避免地“贴了标签”。彼时的红四方面军将领纷纷被打入冷宫，像黄超、李特因顽固支持张国焘而遭清算；而张广才、倪志亮、周纯全等人虽没被撤职，却从此未被置于显要战场。对比之下，陈锡联、王近山等后起之秀在抗战中屡建奇功，声名鹊起，落差显而易见。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调到晋察冀军区搞兵训、做民运，虽无壮烈大会战的光环，却把上万青壮推上前线。有人评说他“没啥大捷”，却忽略了幕后建设之功。抗战胜利，他已是副军级干部。随后全面内战爆发，东野、华野、中野争分夺秒地要人要枪，昔日同僚纷纷入列新组建的纵队、兵团，张广才却辗转后方，直到辽沈战役结束，才接到调令赴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任后勤政治部副主任。

前方捷报频传的时刻，他在仓库与军需处的酸臭味中忙到深夜，心中并不好受。但他也清楚，战争不仅靠枪炮，更靠粮弹。那些被他催夜赶路的运输车，把炮弹、稻米送到了长江岸边。然而，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战役已尘埃落定，他仍未能进入主攻序列。最终，组织上让他回到家乡，出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兼政治委员，分工是“整军建政、管理地方武装”。

湖北早年械斗风气重，民风彪悍，司机横行不过是表象。张广才跑遍武汉、沙市、襄阳，抓紧整治交通、收容溃军、稳定治安。可治理秩序与指挥战役毕竟两码事，再急性子的将军，也难把公路堵点当成阵地去结束战斗。一次座谈会上，他拍着桌子说：“宁可再打两仗，也别让老百姓怕上街！”这句掷地有声，却敌不过百废待兴的现实，文件层层传递，落实总要时间。

一九五五年，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礼。拥挤的大厅里，昔日部下陈锡联挂上了上将臂章，秦基伟、王近山肩扛中将。轮到张广才，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台下观礼者窃窃私语：“四方面军当年打天下的那批‘老红’里，也有今天只拿少将的。”他本人倒没说什么，只把勋表端详片刻，小心别在胸前，然后起立、敬礼，神色平静。

授衔之后，他先后任武汉、福州军区顾问，热心研究军队基层政工，整理了十几万字的笔记，常劝年轻干部“多读书，少发火”。然而脾气这玩意儿，刻在骨子里。一次下部队检查，营房卫生不达标，他撸起袖子亲自扫院子，嘴里嘀咕：“长官不动手，兵哪肯动？”大家赶紧抢过扫帚，气氛却被他带得火热。

一九六九年七月盛夏，他在前线检查训练，突感心绞痛，倒在行军途中。送医无力回天，终年六十一岁。追悼会上，许多当年的“被骂过”的司机、勤务兵都自发赶来，他们说：“张副司令骂人凶，可是心眼直，待人真。”这种评价，比所有衔级与职务更真实，也更能说明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