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杜聿明特赦出狱后，整日里不出门，殷兆玉解释：原因有三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五日清晨，北京火车站前的雾气尚未散尽，新盖好的长安街显得分外宽阔。就在前一晚，第一批经国家主席特赦的战犯乘车抵京。三十三人里，最受关注的，是前国民党名将杜聿明。许多人以为他会迫不及待走上街头看一看十年新中国的模样，谁知接下来几天，他却像钉子一样钉在旅馆里，连院门都没踏出。

民政部为这些刚恢复自由身份的人在前门外的和平旅社包下了整层楼。房间布置得简单，却干净。杜聿明领到钥匙那一刻，握得很紧，眼圈微红。可第二天开始，旅社的服务员发现，只要送完早饭，他整日不见踪影，直到傍晚才开门取晚餐盒。外界风声很大：有人猜测他怕碰到旧部，有人说他身患暗疾，还有人戏称“大将军没了坐骑，迈不开腿”。这些议论不胫而走，最后都传进了负责接待的殷兆玉耳里。

殷兆玉其时三十多岁，做事细腻，说起话来慢条斯理，颇得人信任。他见多了新旧社会交错时的尴尬场景，对这些曾经的显赫人物心里也存着几分同情。于是他带着组织的嘱托，独自敲开了杜聿明房门。

“杜先生，您若闷了，外头可热闹着呢。”殷兆玉笑着递过一份北京市最新交通示意图。杜聿明抬眼，声音低低的：“我怕走出去不合规矩，再惹事。”殷兆玉摆手：“您已是公民，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早给了您自由。”

对话不长，却击中了要害。殷兆玉随后向同事解释杜聿明闭门不出的三条理由：

第一，他手里没有一纸正式的“活动范围通知”，生怕稍有闪失被算作顶风犯错；第二，北京的面貌脱胎换骨，他离开时东单还叫东安门外，现在连有轨电车线路都全改了，陌生得很；第三，也是最深的顾虑——心里存着愧疚。他曾率装甲部硬闯徐蚌前线，也曾在缅北突围中牺牲几万人，如今抖落一身尘土再走上街，担心路人指指点点，或者旧怨上门。

殷兆玉听懂了，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出去散个步”能化解的心理阴影，却也明白人只有迈出第一步，后面才能慢慢通畅。于是他乾脆陪着杜聿明聊起这十年北京的变化：皇城根下早没零散茶摊，取而代之的是工人俱乐部；西郊拉来钢筋水泥盖起了民族文化宫；就连曾经冷僻的前门，也因新中国的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成了熙攘不息的交通枢纽。

讲到动情处，殷兆玉提议：“不如去天安门看看吧？想想看，解放那天，多少人挤在那儿听毛主席讲话，如今纪念碑也立起来了。”杜聿明沉吟半晌，终点点头。

十二月八日的上午，风大，人群却不少。杜聿明走下旅社台阶时，步子略显僵硬。他抬头望见灰蓝色的天空，呼了口气。一路上，他几回想回头，但殷兆玉一直说着：“前门这家包子铺味儿不错”“报童叫卖的口号都变了”，把气氛撑得轻松。

半小时后，两人站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碑身花岗玉在冬阳下泛出淡金色，正对的一排鎏金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像是一道无声的审判。杜聿明站得笔直，军人习气难改，抬手敬了个礼。沉默很久，他低声说：“我过去打过不少仗，可真正为人民拼命的，是碑上的名字。”殷兆玉没接话，只是轻轻点头。

随后，他们又去了故宫角楼。老北京的城墙早拆得七七八八，可红墙金瓦依旧。杜聿明在乾清宫前驻足，喃喃：“十年前，我若能早些转换念头，也许结局完全两样。”那一刻，他的神情里既有失落，也有释然。

这一天，他们从午门走到神武门，又拐进北海。十二月的柳条枯黄，湖面结薄冰，白塔在远处兀自庄重。杜聿明两鬓虽白，脚步却愈加轻快。夜幕降临，他才带着淡淡的笑意回到旅社，连服务员都说，仿佛换了个人。

之后一个多月里，他常借书自学，偶尔与前来探访的郑洞国、宋希濂叙旧，但已鲜少谈起当年的“精兵策略”或“胡宗南嫡系”。更多时候，他向殷兆玉打听北京的博物馆、图书馆，甚至主动申请参观军事科学院。主事干部发现他的热情，干脆安排他在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协助整理日军华北作战档案。这样既发挥了他的军事素养，又能让他在劳动中继续改造。

值得一提的是，杜聿明的变化也让外界对首批特赦战犯的命运刮目相看。有人惊讶：昔日“装甲兵之父”竟然成了钻史料的老先生；也有人感慨，政策的感召力要胜过枪炮。事实证明，国家在十周年大庆后推出的“宽大为怀、以改造人为本”方针并非口号。到一九六○年底，这三十三位被赦人员全部找到了合适的社会岗位，其中六人走上了文史研究或“政协委员”的新舞台。

回到杜聿明，他在军事科学院一干就是数年。六十年代初，为编纂抗日战争史料，他撰写了《关于滇缅远征军作战若干得失的回顾》一文，实事求是地剖析了败因，直言“轻敌思想、内部掣肘乃失败之母”。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军队干部学习班的参考教材。熟识他的人说，这位旧日名将，终于用笔而不是炮火来面对历史。

有人问殷兆玉，当年要是没那趟天安门之行，杜聿明会怎样？他笑答：“人的脚步一旦被心里的坎绊住，再宽的路也走不出去。那天其实是他自己在破冰，我不过递了把火。”讲到这里，他又补了一句，“宽恕别人，也是在给自己留条生路。”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一九八五年五月七日，杜聿明病逝于北京三○七医院，终年七十九岁。追悼会规格不高调，花圈却摆满走廊。有人注意到，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旁摆着一张老照片——那是他踏出旅社大门、远望天安门时的身影。照片拍摄者正是殷兆玉。镜头里，冬日的阳光洒在灰白军大衣上，照得人影笔挺；而那一刻，他的目光投向前方，像是看见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