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财团和韩国财阀,一个是江湖联盟,一个是家族传承。谁创造了经济奇迹,谁又是国家经济的“吸血鬼”?众所周知,我们旁边这两个国家,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百姓生活,表面看都由民主选票决定,似乎是个民主社会。
但若拨开表象,你会惊奇地发现,霓虹灯闪烁的繁华背后、车水马龙的喧嚣之下,社会根本的运作逻辑,实则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控。这只手大到能决定国家战略走向,小到能影响一颗螺丝钉的价格。它们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日本财团和韩国财阀。
在日本,六大财团掌控全国约60%的总资产,关联着20%的就业人口。可以说,日本人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有财团的味道。在韩国,情况更甚:前十大财阀的产值占GDP 70%以上。
甚至有句戏言: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窥一斑可知全豹,这不仅仅是日韩的故事,也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某种极致的终极形态。为何会形成如此庞大的“巨兽”?这只“看不见的手”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今天,我们尝试拨开历史迷雾,聊聊日韩经济模式背后的财阀与财团,究竟是如何炼成的。
首先,要厘清一个概念:虽然都叫“大企业”,但日本财团和韩国财阀并非同一物种。日本财团更像一个“江湖联盟”,以三菱、三井、住友为首的六大财团,通过交叉持股、社长会等方式,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因此我们看到日本社会独特的运行模式:银行是血液,商社是触手,制造业是骨骼。它们更像一个“圆桌骑士团”,共同进退,防御外敌。而韩国财阀,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家族帝国”。
三星、现代、LG等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家族。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通过复杂的循环控股,以极少股份控制庞大商业帝国。所以韩国财阀模式更像一座金字塔,塔尖坐着拥有无上权力的会长。
尽管结构不同,但两者有极其相似的发家史:以强大制造业立基,与银行和资本共生共荣,还有一个永远绕不开的影子——对美国体系的全方位依附。
我们先看日本财团如何形成。日本财团可被称为“从废墟中重生的不死鸟”。其故事要从明治维新说起,但更要从二战后的废墟说起。很多人以为二战日本战败,财阀便被判死刑。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时美军虽一度想肢解这些“战争帮凶”,拆分三井、三菱等巨无霸,但随着冷战爆发,美国更需要一个强大的日本作为反共堡垒,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后,日本财团为生存、为对抗风险,选择了“抱团取暖”这条发展路径。不过这一次他们吃一堑长一智,不再采用战前那种家族独裁的财阀模式,而是进化成更现代化、更隐秘的企业集团,即“财团”。
那么,它们如何控制日本经济?关键一招是“产融结合,商社开路”。以三井集团为例,它不只是一家公司,更像一个生态系统。其核心三井物产,业务绝非简单的倒买倒卖,而是一个庞大的情报机构和资源整合机器——从深海石油到非洲矿石,从澳大利亚铁矿到巴西农场。
在这个过程中,三井物产像一只巨型章鱼,将触手伸向全世界各个角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本资源匮乏,没有资源便没有现代工业。因此,日本财团的核心逻辑是“广积粮,高筑墙”,不惜重金在海外疯狂囤矿、囤资源。
你看到一辆丰田汽车,但造车的钢材可能是三井物产从澳洲运来,贷款可能由三井住友银行提供,运输由三井仓库负责,保险由三井住友保险承保——这就形成一个完美闭环。在此闭环中,银行提供“无限子弹”(资金),商社提供“精准导航”(情报与资源),制造业只需负责冲锋陷阵。这就是为何日本制造业一度能独步天下——因为它们从不是单一个体或公司在战斗,而是一个庞大集团军在支撑。
所以,当我们看到日本“失去的30年”时,不要被表象迷惑:日本GDP表面停滞,但其财团在海外的资产,已够再造几个“海外日本”。它们像潜伏在水下的巨鳄,不动声色,却掌控着供应链中许多关键资源与环节。
说完日本,再看韩国。韩国财阀又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汉江奇迹”背后的光与影。如果说日本财团是“抱团取暖”的产物,那么韩国财阀可称为“政府一手催熟的巨兽”。故事要穿越回1961年,朴正熙刚上台时,面对的是人均GDP只有朝鲜三分之一的烂摊子。为生存,也为心中那个“汉江奇迹”,韩国政府做出了惊人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像一个赌徒,将几乎所有筹码——贷款、政策、外汇——全压在几家听话能干的企业身上。
你想造船,就给你钱;你想做半导体,就给你机会和资源。只要能为出口创汇,国家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于是,三星、现代、LG等企业像打了激素般疯狂生长。现代集团甚至凭一张造船厂的沙滩照片,就从英国借来巨款。
这种荒诞又热血的故事,或许只在那特定年代才会发生。所以在韩国,我们看到的本质是一种“政商共生”模式:政府是导演,财阀是演员。这种模式效率极高,短短30年,韩国就从一片废墟变成世界第11大经济体。在半导体、造船、汽车等领域,韩国财阀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但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价格。韩国财阀到今天,何尝不是已成为一头连政府都恐难控制的怪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不仅是韩国的经济噩梦,更是财阀模式弊端的集中爆发。大宇集团轰然倒塌,揭开财阀高负债、盲目扩张的遮羞布。
此时,国家不得不举债站出来救济这些“大而不倒”的企业,最终买单的仍是普通百姓和消费者。到今天,韩国财阀已不仅是经济巨头,更渗透政治、媒体、法律,甚至形成“财阀共和国”。前总统朴槿惠“闺蜜干政门”背后,牵出的正是三星太子爷的权钱交易。所以韩国上演“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这已成为韩国政坛挥之不去的噩梦。这是裙带,亦是宿命。
讲完日韩财阀发展的“明线”,我们再来挖一条“暗线”:为何日韩偏要选择这条路?难道他们不知企业一旦做大、形成垄断会带来何种危险?既然知道,又为何“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首先,这暗藏的第一点是:这是一场不得已的豪赌。日韩两国地下资源极度匮乏,没有中美那样广大的腹地,也没有中东的石油。想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生存,想在丛林法则的国际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将有限资源集中在效率最高的地方。这就像上战场,不可能把子弹平均分给每个人,而要把多数子弹给枪法精准的“神枪手”。财阀和财团,就是被选中的“神枪手”。
第二点,这里也暗含对美国的绝对依附。无论是日本战后复苏,还是韩国的“汉江奇迹”,背后都有一个巨大身影——美国。日韩的产业链,说直白点,就是美国产业链的延伸。美国提供技术、市场与安全保障,日韩负责制造、苦力与效率。而财阀和财团,就是这套国际分工体系下的“超级包工头”——它们必须做大做强,才有资格坐在美国谈判桌的对面。
第三点,这里也暗含一定的文化基因。东方文化讲“家国一体”,讲集体主义,这也为财阀和财团的崛起提供了天然土壤。比如在日本,企业就是“家”,“终身雇佣制”(虽在瓦解)让员工心甘情愿为企业奉献一生的思想,一直在默默传递。
话到此处,还要纠正一个潜意识里的观念:财阀并不等同于绝对的邪恶,也不完全等同于腐败。至少在早期,它们为国家工业化做出过贡献,也可称为“功臣”。比如,没有当年三星在半导体上的豪赌,韩国可能至今还在靠卖假发为生;没有三菱的重工积累,日本也不可能成为制造业强国。财阀和财团展现的极致效率,也是后发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唯一捷径。
但当屠龙少年变成恶龙,故事性质就变了。现在的日韩,正为这种模式付出惨痛代价。日本已进入“低欲望社会”,阶层极其固化,年轻人失去奋斗动力——既然大财团垄断一切,创业几乎无成功可能(随时可能被财团碾压或收购),那还不如直接躺平。
中小企业只能成为财团的附庸,赚取微薄利润,创新活力日益僵化,社会生气已被财团体制窒息。在韩国,上演的是更残酷的“汤勺阶级论”。在韩国,年轻人把人分成“金汤勺”、“银汤勺”和“泥汤勺”。如果你不是含着金汤勺出生,哪怕再努力,考上SKY(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延世大学),就算挤破头进了三星、现代,也不过是财阀帝国里的一颗“高级螺丝钉”。
而更多人连成为“高级螺丝钉”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在中小企业的夹缝中,拿着只有大财阀员工一半的薪水勉强维生,在首尔高昂的房价和物价面前望洋兴叹。《寄生虫》这部韩国电影之所以能横扫奥斯卡,正因为它赤裸裸揭示了韩国社会的伤疤——在财阀光鲜亮丽的外衣之下,是无数底层百姓像寄生虫一样的真实人生,在阴暗地下室里为生存互相倾轧。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财阀拿走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红利,留给社会的,却是全球最低的生育率、最高的自杀率,以及极度的内卷与焦虑。这就是财阀模式的另一面。
一言以蔽之,日韩的财阀和财团模式,是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缘政治下的产物。但它们本质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劈开了贫穷落后的枷锁,另一面却刺伤了社会公平的肌理。看着今天的日韩,我们不禁要深思:该如何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我们常说“摸着石头过河”,日韩又何尝不是我们面前最明显的两块石头?
那么,讲完日韩的故事,我们能得到哪些借鉴?
首先,必须学会用好法律的“铁拳”,抑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所以这几年我们能看到,国家在不断进行反垄断——当年的阿里,今日的携程,皆是如此。反垄断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这揭示的真相是:我们既不能让资本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太上皇”,也要让大树生长时,给灌木和小草留下阳光雨露。
其次,要给中小企业留好活路和出路。毕竟创新往往诞生于草莽之间,而非僵化的大企业会议室。保护好中小企业的创新热情,就是在保护国家经济的未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打通社会上升通道。不能让“拼爹”成为唯一出路,也不能让“金汤勺”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教育、医疗、住房这些民生底线,绝不能沦为资本的猎场。
日韩的故事仍在继续,财阀的阴影依然笼罩。日本和韩国,是继续在财阀和财团的巨轮上沉浮,还是刮骨疗毒、寻找新的出路?这不仅是日韩的问题,也是所有追求公平与效率的经济体必须直面的深刻命题。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唯有看清背后的底层逻辑,我们才能在时代洪流中握紧自己的方向盘;也唯有保持足够清醒、看清方向,我们才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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