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泽曾杀害我党大量干部和群众，为何被俘后，毛主席却亲批不能杀

一九六三年四月九日清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肃静异常。宣读第四批特赦决定的铃声刚落，白发掺杂的康泽踉跄上前，双手颤抖地接过那张十六开红字通知书。曾经叱咤风云的“复兴社大队长”鼻音发颤：“谢谢，给我机会。”站在场下的在押人员一片哗然——谁能想到，这个名字与血腥镇压紧密相连的人，竟然还能走出高墙。

消息传到台湾，蒋介石办公室静默良久；十五年前，正是那里向外界宣称“康司令殉国”，还给他举办了隆重追悼礼。如今，活生生的康泽站在北京城，这反讽的场景，令不少人想起当年的一封加急电报：“康泽被俘，轻伤，尚存。” 那封电文曾在中共中央前线总部的电报机旁，引来毛主席的停步与思索。

缘何留此人一命？要回答这个疑问，不妨把时针拨回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襄阳城破的黄昏。枪炮余烟未散，解放军战士在司令部废墟中摸索搜寻。国民党少尉傅起戎战栗着指向地窖：“他在里头。”几名战士翻开层层尸体，抓出了脖颈负伤、满身血污却仍死死捂住伤口的康泽。面对六纵司令王近山，他挤出一句请求：“给…给我找个医生。”一句话，道尽求生本能。

在这之前，康泽手上的血债堆积如山。川北农家出身的他，生于一九〇四年，二十岁考入黄埔三期，因崇拜汪兆铭自改名“康泽”。苏联留学归来后，被蒋介石看中，平步青云——北伐军侍从参谋、江西“剿共”宣传大队长，所过之处，红色交通员、地方干部、普通农民横尸遍野。

三十年代，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法西斯秘诀”传入南京。刘健群、贺衷寒、康泽联手起草《复兴社条例》，秘密团体就此成型。蒋介石自居“社长”，而康泽借势掌握“别动队”，南昌暑期研究班、特别训练班相继成立。江西苏区遭“五户联保”“壮丁队”双重钳制，数万百姓或死于屠刀，或被驱作丁役。连国民党内部都议论：“康戴二公，办事太过。”

抗战爆发后，皖南事变血腥收尾，康泽化身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在重庆、铜梁、万县布设集中营，严刑逼供新四军被俘人员及民主进步人士。此人凶名远扬，连蒋介石麾下不少将领都敬而远之。

一九四八年元月，蒋介石将他“外放”襄阳，封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长官。看似高位，其实后援空虚——六十五师远在晋东南，川军三个旅散落各地。七月初，刘伯承、邓小平部署王近山、刘震等发动襄樊战役。十五日清晨，城防线动摇，康泽急电重庆：“乞增援，誓与城存亡。”两日后，枪声压城，司令部洞开，他弃甲潜入暗道，不及逃脱。

俘虏就俘虏，照理早该伏法。野战军里不少人火冒三丈，“他屠我百姓如草芥，留他何用？”前线与中央电报往返。延安战士们记得，毛主席只回了八个字：“押解华北，不得处决。”并在批示里补上一句：“此人可用。”

“留活口”的考量并非一时恻隐。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里谈得明白：处理反革命要“杀、关、管、放”并用；杀俘只会掉进道义陷阱，留人一命，却能转化为活教材，也能示天下以宽大政策。再说，国民党降将云集，新中国若以大开杀戒示众，只会逼得余部拼死顽抗。

康泽被秘密送北。沿途，他暗自揣摩：“总要刑讯吧。”然而迎接他的，是医生、干净棉被，还有《新华日报》。看守端来了热饭，他愣了：“给我？你们先吃。”士兵摆手：“按分配来，谁也不多谁也不少。”冰冷的防备，夹杂着前所未有的礼遇，让他心绪翻涌。

进入功德林，他见到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等各色败将。改造课堂里，老红军讲长征史，青年干部领着大家学《论联合政府》。康泽听得入神，暗地里向管教借《共产党宣言》。有人调侃他转弯太快，他却低声答了一句：“早该弄明白的道理，过去拿枪口堵住了自己的耳朵。”

五十年代中期，新政权开始分批特赦战犯。康泽的名字连着三次被划掉，原因是“交代不彻底”。他在夜里独坐囚室，给自己列下长长的“罪与罚”。一九六〇年冬，他补写了三万字忏悔书，详述江西大屠杀、皖南事变秘闻、自上而下的复兴社脉络。文中最刺眼的一句是：“庶几以长夜报残灯。”这份文字后来成为揭开国民党特务机构内幕的重要史料。

第四批特赦落地，他终于迎来自由。出狱后安置在北京文史馆，整理旧档，口述《复兴社的缘起》《中统内幕记》。不少学者惊叹：若非当年不杀，这些一手资料恐怕永归尘土。

放过康泽，并不意味着放过罪行，而是通过公审、改造、再教育，将一个复兴社要角转化为活的历史证人，既保存了第一手证据，也在战犯群体中树立了“自新有路”的信号。比较一下，当年仓皇南逃时，蒋介石匆匆把“殉国”的旗子往康泽家里一插，连骨灰盒都不用备；而在新中国，他得到诊治、学习机会、最终自由。谁更有自信，答案不言自明。

从“屠夫”到文史专员，康泽的一生映照着两个制度的对比。毛主席那句“不能杀”，不仅改变了一个战犯的结局，也向世界展示了新政权的格局与气度。历史的温度，往往就蕴藏在这样的抉择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