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两个凡是”被提出后，他带头做出反对，后来官至副国级

1983年6月，中南海怀仁堂里灯火通明，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刚刚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会场后排，两位老代表小声感慨：“没想到阿丕能走到今天。”“当年顶着压力说真话的样子，我还历历在目。”接过红彤彤的当选证书，陈丕显的目光却越过人群，仿佛又回到六年前那个争论激烈的春天。

1977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气氛凝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提案一出，会场出现短暂的沉默。陈丕显举手发言，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决策和指示当然重要，但若与客观实际不符，就必须按事实和人民利益来办。”这一句，像石子落湖，激起层层涟漪。

那时，文革阴霾未散，许多人宁可谨言。陈丕显为何敢“带头表态”？答案要追溯到他在战火中摸爬滚打的前半生。

1916年11月，福建上杭山村晨雾未散，农家少年陈丕显刚满13岁便加入共青团。两年后转为正式党员，20岁不到便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卢沟桥的枪声还在回荡，他已几次越过封锁线，为游击队运送药品与情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他随陈毅留在南方坚持游击。三年深山，靠野果野菜裹腹。战友回忆：“小陈烤树皮都能笑得出来。”艰难岁月练就他冷静又倔强的性格——事情该怎么做，得自己想明白。

抗战爆发后，新四军在南方改编并不顺畅。陈丕显辗转瑞金、信丰，联络分散部队，只要一听到枪声，便知道“老百姓需要我们”。1940年7月，他奉命奔赴苏中，那里日寇和顽固派夹击，局面惨烈。手里可用的，只有3000人。短短五年，苏中部队扩充到近3万人，松林里修起掩体，稻田里埋下地雷，敌军再没轻松进去过。

胜利钟声敲响后，他又赶到苏南主政。33岁的区党委书记在旧工商业、滩涂盐碱之间摸索“松江经验”：让农民自己管田、工人自己理账，干部蹲点，不写空口号。此经验被党中央推广，全国多地“借来”学习。

1950年底，中央决定陈丕显赴沪，协助陈毅。刚下火车，陈毅哈哈大笑：“阿丕，又并肩作战啦！”上海是摊大摊子，暗流不止。禁娼、肃毒、镇反、平抑物价，桩桩件件都要动真格。陈丕显每天清晨七点进弄堂，听市民议论；夜里十一点回市委，还在改报告。他说：“上海这样大，没两把刷子行不通。”事实证明，他的刷子够硬。

1966年春，他忽然鼻腔大出血，被诊断为鼻腔癌。手术台前，他对陈毅轻声道：“怕死就不会参加革命。”手术成功，可更大的风暴已在路上。很快，陈丕显被揪斗、隔离，家人受牵连，医嘱里的“静养”成了奢谈。直到1975年，他才重新走进办公楼。

重返北京，陈丕显发现时代又一次站在十字口。1977年，“两个凡是”横空出世，许多人心生顾虑，他却觉得不能再走回头路。当中央召开务虚会讨论真理标准时，他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人提醒他慎言，他摆手：“造反派都不怕，还怕讲真话？”

观点赢得共鸣，也带来新使命。1977年底，他受命入滇，时间虽短，却硬是把多年积压的冤案清理出头绪。1978年夏，他调任湖北。那时全省工农业总产值下滑，他先跑田间地头，再跑工厂码头，敢拍板也敢担责。1980年秋，全省粮食产量增幅跃居全国前列；沉睡多年的磷矿、木材、竹林，也开始创造利润。

1982年9月，十二大闭幕后，他进入中央书记处并兼任政法委书记。会议桌上的议题从基层地亩变成国家法制，他依旧直来直去：“没有制度托底，改革就会走弯路。”打击经济犯罪、推进律师制度、整顿司法队伍，这些提法今天看来稀松平常，彼时却是新鲜事。

当副委员长后，每逢上海有重大项目落地，他都会悄悄回去看看。1984年邓小平南巡前，他陪同小平同志在浦江边眺望外滩灯火。有人提议拓宽高架，他插话：“别光看车流，老百姓的弄堂口也要顺畅。”

1995年8月23日清晨，北京秋风微凉。79岁的陈丕显在医院里安静离世。病榻旁，家人整理遗物，发现他常年携带的工作笔记本，扉页只写了八个字：“实事求是，敢讲真话。”

从山林游击到高层决策，他的轨迹并不平坦，却始终保持一条清晰的准绳：判断是非，先看事实，再看初心。正因如此，1977年那声不同凡响的“反对”，最终成为历史转折中的一记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