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眼中最友好的四个国家，我国榜上有名，有两个让人意外

1961年9月的平壤车站尤其热闹——几节挂着醒目标语的绿皮车驶进站台，车厢里全是刚从海参崴转运来的面粉、柴油和零配件。站在月台上的金日成轻声对随员说：“老朋友又伸手了。”这句短短的话，道出一个被层层制裁包围的国家对外部依赖的全部心思。半个多世纪过去，愿意在关键时刻为朝鲜递上一只援手的国家依旧屈指可数，名单里既有熟面孔，也藏着意想不到的身影。

只要朝鲜半岛局势稍有波澜，俄朝联络线总会先亮起绿灯。苏联时期的援助资料里，军事条款铺满厚厚几大册。米格喷气机、T-34坦克、辽阔西伯利亚的粮食，一船接一船地穿过豆满江口。1991年苏联解体，克里姆林宫收缩全球势力，但莫斯科并未全盘切断对平壤的技术供应。二〇〇〇年后，两国开始以“能源换劳务”的方式继续合作：朝鲜为远东建设输送劳动力，俄罗斯承诺扩建铁路、电力与通讯。外界谣言四起，觉得俄朝早已貌合神离，可每次联合军演的炮声都在提醒世人，老大与小弟的默契，没有那么容易散场。

回到东亚大陆，中国的位置自然特殊。抗美援朝的烽火尚未散尽，中朝协约已写进互为屏障的默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当中国经济自我疗伤，物资也紧张，却依旧开辟鸭绿江铁路线向北输电、供煤。改革开放后，丹东口岸成了朝鲜了解世界的橱窗：彩电、摩托车、甚至小麦良种，一车车过去；人参、松茸、海产品又被换回来。彼此也有过拧巴——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分歧加剧时，平壤一度犹豫左右观望；然而金家政权毕竟更在乎近在咫尺的那条江。进入二〇一二年，三八线以北的年轻掌权者多次强调“继承父辈的友谊”，并把中国技术团队请到罗先经济区“试水”市场化，这在高度封闭的朝鲜显得不寻常。

说到越南，很多人会皱眉。昔日“同志加兄弟”的旗帜曾在河内与平壤之间高高飘扬。六十年代，对抗美国航空兵是共同课题，朝鲜抽调一个歼击机团远赴安沛省，顺带送去了数十架米格-17。机场外，越南地勤紧握朝鲜飞行员的手，“同志，盼你们在空中多打几架F-105。”然而七十年代末，越南与中国兵戎相见，朝鲜毫不犹豫站到北京一边。此举让河内颇为失望，两国关系跌入冰窖。九十年代东欧巨变、苏联坍塌，越南迅速松绑外交，重启对朝通道。尽管热度比不上当年，但在多边制裁的重压下，平壤仍把这位曾并肩作战的老伙伴保留在“安全名单”，原因很简单——有一条可用的外汇通道，胜过空喊口号。

真正让外界惊讶的，是加勒比海另一端的古巴。1986年的那次访问，菲德尔·卡斯特罗身着橄榄绿军装，在平壤体育场高声喊出西班牙语口号，现场礼炮齐鸣。“同志，这是哈瓦那最好的雪茄，也是我们的心意。”一句轻松的客套，被翻译传到金日成耳边，也被写进了《劳动新闻》。两国都把“反美”放在政治语言的第一行，从糖业互补到医药合作，再到向朝鲜出口镍矿加工设备，古巴始终是平壤突破美洲孤立的唯一跳板。更有趣的是，朝鲜电视台曾高调播放切·格瓦拉的纪录片，借机为国内宣传“革命传统”，这也强化了两国的意识形态亲近感。

回到今天，四国名单并非静止的石刻，而是随国际风云微调。俄乌冲突后，俄罗斯转向亚洲寻求更多地缘支撑；中朝边贸在疫情封闭三年后正慢慢复苏；越南继续在大国之间腾挪，却与朝鲜保持技术培训与稻种交换；古巴依旧在联合国大会上为平壤的立场投下反对票。对朝鲜而言，能同时得到核潜艇部件的图纸、廉价石油、农作物种质资源和政治声援，哪怕只是杯水车薪，也意味着政权稳定的保险单。

当然，友好并不等于毫无分歧。朝鲜想要更先进的卫星运载技术，俄罗斯顾虑联合国禁令迟迟不松口；中国关心半岛无核化，对平壤的试验场动静从不含糊；越南忙着加入更多区域经济框架，无暇被拖入对抗；古巴本身囿于经济困局，只能提供象征性支持。这些现实掣肘，使“最友好”更像一种权宜排列，而非牢不可破的誓言。

然而在平壤看来，名单里每条纽带都刻着血与火的印记。抗美援朝、援越抗美、加勒比风云、俄朝铁路合作——每一段共同经历都是政治资本。朝鲜倚重的不是援助数字本身，而是在关键节点有人出面发声、有人愿意买卖东西、有人肯提供技术。对一个深陷制裁旋涡的国家来说，能把四根绳索攥在手里，就足够维系外部呼吸。

于是，列车继续在图们江畔往返，鸭绿江的货轮仍在装卸，大米、机械油、石墨电极与朝鲜的铁矿、石墨、海产相互交换。河内专家在平壤郊区的蔬菜大棚里忙碌，试种耐寒水稻；哈瓦那的医生戴着白手套为朝鲜儿童做义诊；而远东港口的仓库灯火通明，标着俄文“金属制品”的木箱等待装运。四国之间的合作网络或许不够富裕，却在酷寒与制裁的旷野中，为朝鲜留出一点腾挪的余地，也让这份“最友好”多了几分沉甸甸的现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