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领导“内卷式”负责，压垮一线教师谁买单？

深夜的教师办公室灯火通明，一摞摞待填的表格堆在桌角，一位中年教师揉了揉发红的眼睛，明天检查组就要来了，而他的教案还没写完。

“现在当老师，教书倒成了副业。”一位中学教师苦笑着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写不完的材料，开不完的会，迎接不完的检查，我们成了‘表哥表姐’。”

这句话引发上千教师的共鸣。不知从何时起，学校领导越多，管理越“精细”，一线教师却越累。

二十年前，一所千人农村初中只有校长、副校长、教务处主任、政教处主任和总务处主任五人，学校运转井井有条。如今，相似规模的学校，领导岗位翻了好几倍。

01 膨胀的管理层

如今走进任何一所中小学，从校长、书记到副校长、副书记，再到德育主任、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办公室主任、团委书记、少先队辅导员，还有各处室的副主任......领导岗位如雨后春笋般增加。

一所不足千人的中学，教职工60多人，竟有近20人算得上“领导”，平均每位领导“管理”不到三名普通教师。这种管理结构的膨胀，与学校规模并不成正比。

领导多了，自然要“做事”来体现自身价值。于是，各种会议、检查、评比、活动应接不暇。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剩的管理人员会没事找事，通过具体的事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教育领域的情形何其相似。每位新上任的领导都渴望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成绩，制定的管理条款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细，最终这些“精细化管理”全部转化为一线教师的具体工作。

02 形式主义的“留痕管理”

“请各位老师今天下班前提交：疫情防控每日台账、心理健康排查表、安全隐患自查报告、教学进度周报表、家访记录表......”这样的通知在中小学工作群里天天上演。

所谓“精细化管理”，在实践中异化为事事留痕的形式主义。教案必须手写，还规定每课时不少于三页；听课记录要凑够数量，不管是否真有时间听课；学生活动要全程拍照，只为留存“过程性材料”；各类报表必须按时上报，逾期扣分......

学校领导们开会部署、强调要求，而真正熬夜赶材料、整理台账、补充佐证的，永远是一线教师。一场检查，前期准备可能需要耗费教师数周的课余时间；一项活动，从策划到执行再到总结，绝大部分工作压在一线教师身上。

一位教师在微博上吐槽：“我现在70%的时间花在应付各种检查和填表上，只有30%的时间能用于教学。本末倒置啊！”

03 “过度负责”背后的信任危机

校领导为什么如此“尽责”？表面上看是追求管理精细化，深层原因则是信任缺失的体现。

这种管理逻辑假设教师不够自觉，必须通过严密的监督与繁琐的程序加以约束。当不信任感自上而下传递，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会被消耗殆尽。

领导越多，每个领导都想在自己分管领域做出成绩，于是各种“创新举措”层出不穷。德育处搞“德育创新工程”，教务处推“教学改革方案”，科研处抓“课题研究计划”......每项举措都需要配套的材料和检查。

他们不仅要完成教学任务，还要应对层层加码的行政要求。当教师把大量时间耗费在应付检查、填写表格、参加无关会议时，钻研教学、关爱学生的时间自然被挤占。

一位有二十年教龄的老教师感慨：“现在的年轻教师，教学基本功不如我们当年扎实，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没时间研究教学。大部分精力都耗在非教学事务上了。”

04 从教学者到“表格填手”的转变

曾几何时，教师的形象是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智者；如今，许多教师自嘲为“表哥表姐”，每天都在与表格和材料打交道。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学生这些核心教学任务，反而成了需要“挤时间”完成的副业。一位初中班主任描述自己一天的工作：早晨七点到校，检查学生到校情况；上午上课两节；中午填写安全日志；下午参加德育工作会议；晚上加班准备迎检材料。

“我甚至没时间和学生好好聊聊天。”她说，“我知道班上有个学生最近情绪不对，想找他谈谈，但一直抽不出整块时间。”

这种工作状态的教师不在少数。教育部门本意为加强管理而设置的各种检查和评估，在实际操作中却演变为教师的沉重负担。当教师疲于应付形式主义要求时，教育的本质——对人的培养和关怀——却被忽视了。

05 网友共鸣：一线教师的集体呼声

在社交媒体上，一线教师的吐槽引发广泛共鸣。微博话题#给教师减负不只是要减掉校外事务#阅读量超过500万，许多教师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上周我花了四个晚上准备一份检查材料，检查组只看了五分钟。”一位农村小学教师写道，“那些时间我本可以用来备课，或者给学习困难的学生补补课。”

“我们学校领导经常说‘要向管理要质量’，但实际是‘向教师要材料’。”一位城市中学教师直言，“质量不是靠表格填出来的，是靠教师一堂课一堂课上出来的。”

也有网友尖锐指出：“一些校领导把学校当成仕途跳板，追求短期可见的‘政绩’，于是各种‘创新’‘特色’层出不穷，苦了一线教师，最终损害的是学生利益。”

06 近期类似案例：教育行政化的困境

这种行政化管理过度的现象并非个例。不久前，某地教育局要求辖区所有学校每月上报“减负提质”工作材料，包括会议记录、实施方案、活动照片等十余项内容。

各学校接到通知后，立即布置给教师准备。结果，为了展示“减负”成果，教师反而需要额外加班准备材料， 讽刺的是，这本身就是一种增负。

另一案例中，某校为迎接“素质教育示范校”评估，要求教师提供过去三年的全套过程性材料。许多活动当时并未要求留存详细记录，教师们不得不“创造性”地补充材料，甚至出现同一张照片被用于不同活动记录的情况。

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普遍问题：教育评估体系的异化。评估本应是促进教育质量提升的手段，却异化为材料准备的竞赛；管理本应服务于教学，却让教学为管理让路。

07 寻找解决方案：为教师减负的尝试

面对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一些地方已经开始探索解决方案。教育部曾多次发文，要求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但落实效果有限。

有学校尝试推行“无会日”制度，规定每周有一天不安排任何会议，让教师能专注教学。也有学校精简各类检查和评估，合并内容相似的报表，减少重复劳动。

更根本的解决方案是改变管理理念和评估体系。学校管理应从“控制导向”转变为“服务导向”，从关注过程材料转变为关注实际效果。评估教师工作，应更多看学生的实际成长和家长的满意度，而非材料的厚度和格式的规范。

一些先进学校已经开始尝试“信任管理”，给予教师更多自主权。减少不必要的会议和检查，让教师有更多时间研究教学、关注学生。结果显示，这些学校的教师满意度更高，教学效果也更好。

08 教育回归本真：把时间还给教师

教育的核心是育人，而育人的主体是教师。当教师被各种非教学事务缠身时，教育的质量必然受到影响。

我们要求的那些材料，对提高教育质量真有帮助吗？我们组织的那些活动，是学生真正需要的吗？

精简行政机构，减少管理层级，让管理更高效；合并同类检查，取消形式主义的评估，让教师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教学核心；建立基于信任的管理文化，给予教师更多专业自主权。

只有把教师从繁琐的非教学事务中解放出来，教育才能回归本真。教师才能有更多时间研究教学方法，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一位资深校长曾坦言：“最好的管理是教师感觉不到管理的存在，却能自觉把工作做好。” 当前许多学校的问题恰恰相反：管理无处不在，教师却疲于应付，反而忽视了教育的本质。

当校领导们停止通过制造工作来证明自身价值，当教育评估不再等同于材料堆砌，当教师能够将主要精力回归教学，我们的教育才能真正走向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毕竟，教育的成果不在纸上，而在孩子们的成长里；不在会议室里，而在课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