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访苏时两次怒批陈伯达，他究竟干了什么？叶子龙：真有意思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莫斯科火车站上空飘着细雪，苏联礼仪军乐震耳。毛主席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走下专列，随行名单里有个特别的身影——四十五岁的秘书兼学者陈伯达。十年以来，他几乎寸步不离主席，却在这趟外交之行里连挨两次严厉训斥，连叶子龙都摇头感慨：“这家伙，还真有意思。”

抵达翌日，外事日程排得满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欢迎。宴会厅灯火辉煌，满桌俄式大菜。毛主席刚在主宾座落定，斯大林忽然转向陪席的陈伯达，笑着以俄语寒暄：“陈教授，你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我看过，很有见地。”被点名的陈伯达顿时精神大振，连连举杯回应。一来一往，竟把正主晾在一旁。毛主席眉峰微蹙，却未当场发作。

回到住处，陈伯达仍沉浸在“斯大林称赞”的喜悦里。深夜，主席把他喊进屋。“伯达，”毛主席语气冷下来，“你是秘书，记记录，听谈判，不是抢镜头。外交场合要守分寸！”短短一句，气场胜过冬夜寒风。陈伯达满脸通红，唯唯诺诺退下。身边警卫李家骥事后去看，只见他躲在房里，一边嚼干饼，一边掉眼泪。叶子龙得知后哈哈大笑：“书呆子犯了忌讳，也算长见识了。”

这算第一回被批评。没想到几天后更尴尬的事又来了。为了谈判细节，毛主席和斯大林要连开多场会议。可第二轮会面前，工作人员却怎么也找不到陈伯达。他把行李搬去了中国驻苏大使馆，连一句招呼都没留。毛主席得知后很不高兴：“人跑哪儿了？叫他立即回来！”叶子龙赶去把陈伯达请回。面对主席的质问，他低声辩解：“想顺道陪陪孩子，他在莫斯科念书……”毛主席板着脸：“工作在这里，你怎么说走就走？”这是第二次怒批，气氛凝固得像走廊里的冰霜。陈伯达再三检讨，方才揭过。

为何这位曾经的“延安第一理论家”会在关键场合失了分寸？要解这道题，还得把目光拉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

一九三七年秋，陈伯达冒着炮火抵达延安。彼时，他既是出身贫苦的福建渔村子弟，也是一口浓重闽南语的留苏博士。中国哲学、马列经典，都在他脑中搅成一锅“火锅味”十足的学问。讲课时，学生常听不懂，他干脆让助手在黑板上同步写字，被戏称为“写课先生”。然而就凭这股子博杂，他成了马列学院最亮眼的教师。一次关于孙中山思想的讨论，他提出“两重性”观点，恰与毛主席心中所思暗合。会后，主席破例叫他一起就餐，连在场的美国记者都被晾在旁边。那顿饭后，延安流传一句话：“毛主席窑洞里，除了炕，就剩陈伯达。”

进入北平后，陈伯达身兼数职：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机关报撰稿人、毛主席秘书。白天主持课堂，晚上审阅电报，闲暇还得陪主席讨论史、哲、兵法，忙得脚不沾地。得宠也有代价，他渐渐养成了“揣摩上意”的习惯，喜欢在人前展示自己与主席的“默契”。久而久之，那股书生傲气里掺进了浮躁的火药味。

访苏闹剧不过是冰山一角。其实，主席对陈伯达的提醒不止这两次。早在西柏坡，陈伯达写文章攻击某位同志被扣下，主席批注：“文章要立场鲜明，更要有根据。”意思很明确：别让文笔跑在事实前面。可惜，陈伯达善记人话，不善察人心。他把批语当成“推敲细节”的指点，没把“立场”二字当回事。

时间推向五十年代。院校重组，他的马列学院并入新成立的中央党校。职务没降，他却觉得“头衔暗淡”。于是更卖力地发表长文，力主在党内“树立另一种正统”，常用“斗争哲学”四字给自己垫脚。有人私下嘀咕：“伯达写得越多，我们越不敢随便点头。”这话传到叶子龙耳朵里，他仍是那句，“他性子怪，真有意思。”

可兴趣与狂热的鸿沟仅一步之遥。到六十年代中后期，陈伯达已摇身成“革命总代表”，一纸檄文可定人生死。曾经在延安意气风发的学者，如今俨然浪头上翻滚的弄潮儿。反右、反修、批“修正主义路线”，他语锋愈发尖刻。老同学偶然问起他当年讲孔孟，陈伯达只挥手：“那是革命需要，现在形势不同了。”

转眼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前夕，陈伯达递交了一份长篇政治报告，自诩“代主席立论”，引来高层强烈不满。九月初，中央火速成立专案组，将他押往北京。三十一年的秘书生涯，就此划上休止符。自此，陈伯达被剥夺人身自由，曾经随性而为的文风，也在冷清的审查所里戛然而止。

八十年代改革之风吹拂，许多沉积的历史案件陆续平反，陈伯达却因被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难以翻案。1989年秋分前夜，他在寓所突发心梗，生命定格在八十五岁。告别仪式简陋到只剩寥寥数十字的新华社电讯，没有挽联，没有唁电，旧日延安座上宾的荣耀随灵车一同散去。

细想当年莫斯科的两声斥责，既是对外交分寸的严苛提醒，也像是提前响起的警钟。可叱咤词坛的陈伯达终究没听懂。乾坤巨变，他却把文胆当成梯子，误把“掌声”当成归宿，走得再高，也终究要为那一夜的自负、为日后更大的越界埋单。历史从不欠账，它只是记得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