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日本被中国全面禁运制裁的很惨，但没想到反应这么大

2023年6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站在闪光灯前，兴奋地宣布了一项重大发现：在南鸟岛附近5800米深的海底，科学家们发现了富含稀土的泥层，据称储量达1600万吨，足够日本使用数百年。

“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发现！”

西村的声音在新闻发布会上回荡。日本媒体迅速跟进，用大标题宣称“日本将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战略性资源自主不是梦”。报道称这些海底淤泥的稀土浓度是中国陆矿的30倍，日本将从资源贫乏国一跃成为稀土大国。

当这个消息传到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时，日本记者急不可耐地举手提问，希望了解中方的反应。

“我们注意到……日本国内……近年来……一直都有这样的报道，下一个问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几乎可以说没有回应，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讨论明天的天气预报。这简短的一句话却意味深长—对于日本类似的“战略性发现”，外界早已见怪不怪。

实际上，这已不是日本第一次宣布海底稀土发现。2018年，日本科学家就在南鸟岛附近发现稀土矿藏；2021年，又有类似报告出现。

每一次都伴随着“摆脱中国依赖”的豪言壮语，每一次又都在几个月后悄无声息。

深究这次“划时代发现”的细节，问题立刻浮现：这些稀土泥位于5800-6200米深的海底，开采成本在试验阶段高达每公斤11.9万美元，是国际稀土市场价格的150倍。即使日本能够克服技术和成本难题实现商业化开采，也至少需要10-15年时间。

在全球化产业链中，时间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

日本宣布海底稀土泥的这一幕，熟悉历史的人会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

时间倒流到1944年。太平洋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日本战况急转直下。当年7月，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B-29轰炸机得以直接从这些岛屿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同年10月，莱特湾海战爆发，日本联合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海上封锁—美军潜艇和飞机切断了日本从东南亚获取石油的运输线。

对于一个石油几乎完全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这等于被判了死刑。日本海军燃料库存从1944年初的200万桶锐减至年底的不足40万桶。

面对石油危机，日本政府没有选择谈判或调整战略，而是推出了一项令人匪夷所思的计划—松根炼油。

根据日本陆军燃料本部1944年8月发布的《松根油增产纲要》，政府动员全民挖掘松树根，通过干馏提取松根油，再与酒精混合制成替代燃料。军方向民众宣传：“两百个松树根就能让零式战斗机飞行一小时！”

日本国内迅速掀起“挖根报国”热潮。学校停课，学生上山；工厂停工，工人下乡。连妇女和老人也被动员起来，组成“报国挺身队”，挥舞着锄头和铁锹，在全国范围内挖掘松树根。

东京大学燃料研究所的专家们计算出理论数据：每吨松根可提取60-100升松根油。按此推算，如果动员1000万人，每天工作10小时，就能实现每月生产1.2万吨航空燃料的目标。

现实却残酷得多。

实际生产中，每吨松根仅能提取20-40升低质量的油品，而且生产过程复杂、效率低下。到1945年3月，全日本的松根油月产量仅达到7000桶（约1000吨），不足日本战前月进口量的1%。

更糟糕的是，这项计划对环境造成了灾难性影响。日本全国至少1200万棵松树被连根挖起，许多树龄超过300年的古松毁于一旦。东京传统的“五山送火”仪式—每年8月点燃巨型篝火字符的民俗活动—因缺少木材而在1944年被迫取消。

松根油的质量也令人失望。这种粘稠的黑色液体不仅产量低，而且燃烧效率差，杂质多，对发动机损害严重。有飞行员抱怨说，使用松根油混合燃料的飞机“动力不足，黑烟滚滚，像是随时会从天上掉下来”。

历史记录显示，到战争结束时，松根油计划总共生产了不到3万桶燃料，而日本在战争期间消耗的石油超过1.5亿桶—这一比例微不足道，对战争进程没有任何实质影响。

如果说松根炼油是针对能源危机的“解决方案”，那么日本政府对日益严重的粮食短缺的应对方式则更加荒诞。

1945年初，日本粮食供应已濒临崩溃。由于海上封锁和劳动力短缺，日本大米产量从1942年的6600万石锐减至1945年的3900万石。城市居民每天只能获得不到300克的主食配给，不足战前的一半。

饥饿在全国蔓延。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出现了“竹笋族”—因营养不良而腹部肿胀的儿童。成年人平均体重下降10-15公斤，犯罪率激增，人们为了一小把米而斗殴甚至杀人。

面对这一危机，日本政府没有寻求进口粮食或重新分配资源，而是推出了“咀嚼运动”。

1945年4月，日本厚生省发布《国民营养增强纲要》，正式提倡“每口饭咀嚼30-50次”。政府宣传机构制作海报、广播节目，甚至组织“咀嚼示范会”，向民众灌输这一理念。

科学依据被精心包装：充分咀嚼能使唾液中的淀粉酶更好地分解食物，提高营养吸收率；延长进食时间能增加饱腹感；咀嚼运动还能锻炼面部肌肉，有益健康。

学校教师要求学生“边嚼边数”，工厂食堂张贴“咀嚼计数表”，家庭主妇互相监督。一时间，“你嚼了几次？”成为日本社会的日常问候语。

政府严格控制有关粮食短缺的讨论。1945年5月，东京警视厅逮捕了12名“散布粮食恐慌言论者”，罪名是“动摇国民斗志”。报纸被禁止报道真实的粮食状况，只能刊登政府提供的乐观数据。

现实是，无论多么认真地咀嚼，每天300克的主食配给也无法满足一个成年人的基本需求。到1945年夏天，日本城市中已有数百人直接死于营养不良，死亡率比战前上升了300%。

历史学家后来分析，咀嚼运动本质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策略”—通过让民众专注于一项具体而微小的行动，来分散他们对根本性危机和体制失败的注意力。

与资源危机并行的是日本在战争末期的武器发展路线。当传统军事手段明显无法扭转战局时，日本军方开始寄希望于各种“特殊奇袭武器”。

1944年8月，日本海军正式启动“回天”人操鱼雷计划。这种武器实际上是一枚装有驾驶舱的鱼雷，长14.75米，直径1米，可携带1.5吨炸药。驾驶员在发射前进入鱼雷，舱门从外部焊死，一旦发射就无法返回。

“回天”鱼雷的理论航程达40海里，最高速度30节。日本海军预计这种武器能够突破美军防线，对航母和战列舰造成致命打击。首批“回天”于1944年11月投入使用。

现实情况是，“回天”鱼雷的成功率极低。据统计，日本在战争期间共发射了约400枚“回天”，仅击沉或重伤了15艘美军舰船，而且大多是驱逐舰或运输船，没有一艘主力战舰。超过800名日本士兵在这种自杀任务中丧生，平均年龄不到22岁。

几乎同一时间，日本陆军开发了“伏龙”特攻系统。这是一种简单到极致的武器：潜水员手持一根5米长的竹竿，顶端安装一枚水雷，潜伏在港口水下，当敌军舰船经过时，用竹竿将水雷戳向船体。

“伏龙”队员需要穿着简陋的潜水服，在寒冷的水中等待数小时，成功率几乎为零。到战争结束时，只有少数“伏龙”队员接受了训练，且从未在实际战斗中使用过。

更荒谬的是“神龙”特攻机计划。1944年11月，日本海军要求美津浓公司—是的，就是后来那家运动用品公司—开发一种由火箭推进的有人驾驶导弹。

“神龙”实际上是一架小型飞机，长6.8米，翼展4.2米，由一台火箭发动机提供动力，最高时速可达800公里。驾驶员的任务是驾驶这架飞机撞击敌舰，理论上能够穿透航母的甲板。

“神龙”唯一一次成功试飞是在1945年8月7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第二天。战争结束时，只有几架原型机被生产出来，从未投入实战。

这些自杀式武器的共同特点是：技术上不切实际，战术上效率低下，战略上毫无意义。但它们消耗了大量本已稀缺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它们创造了一种“我们还有办法”的幻觉，延迟了对战争现实的直面。

回到2023年的海底稀土泥，历史相似性令人不安。

日本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稀土进口国之一，每年消费量约3万吨，占全球总需求的15%以上。其中约60%的稀土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在电动汽车、风力涡轮机和电子产品需求激增的背景下，稀土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南鸟岛附近的稀土泥确实存在，科学数据也支持其稀土含量高的说法。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能不能用”。

技术挑战巨大：5800米的海底开采需要前所未有的深海技术。目前全球最深的商业海底采矿仅在水深2000米左右进行，5800米几乎是这一数字的三倍。

成本问题致命：每公斤11.9万美元的开采成本，意味着这些稀土泥中提取的镝（用于高性能磁铁）成本将是市场价格的200倍以上。没有企业会购买如此昂贵的原材料。

时间窗口有限：即使日本能够克服技术和成本障碍，商业化开采也需要至少10-15年时间。而在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15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和材料需求。

环境风险未知：深海采矿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仍不完全清楚。科学家警告，深海生态系统极为脆弱，一旦破坏可能永久无法恢复。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仍高调宣传这一发现，媒体也配合制造“资源大国”的叙事。这种宣传的政治功能可能大于经济功能—它向国内民众传递“政府有办法”的信号，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有选项”的姿态。

从松根炼油到咀嚼运动，从人操鱼雷到深海稀土泥，日本在面对根本性危机时似乎展现出一种模式：避开核心矛盾，寻找替代方案，无论这些方案多么不切实际。

这种模式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行车棚效应”—人们倾向于对琐碎问题给予不成比例的重视，以逃避真正困难但重要的决策。

在二战末期，日本的根本问题是战争本身不可持续。任何不涉及结束战争的“解决方案”都只是延迟不可避免的结局。松根炼油、咀嚼运动和自杀武器都成为了这种延迟策略的一部分。

在当代稀土问题上，日本的根本挑战是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和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深海稀土泥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自行车棚”—它让各方关注一个技术挑战，而回避了更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问题。

这并不是说技术探索本身没有价值。深海采矿技术可能在未来成为重要能力，稀土资源多元化也是合理目标。但当这些探索被包装成“解决方案”，被用来回避更根本的问题时，就值得警惕了。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常有相似韵脚。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最终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松根炼油计划已生产了总计约3万桶燃料，不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消耗总量的0.02%。

那些挥舞锄头挖掘松根的民众、那些认真数着咀嚼次数的家庭、那些驾驶“回天”鱼雷冲向大海的年轻人—他们的努力和牺牲，最终都成为了一个失败系统的注脚。

2023年，当日本政府宣布在南鸟岛发现稀土泥时，中国外交部几乎不屑一顾的反应也许正基于这种历史认知：真正重要的不是资源在哪里，而是能否以合理的成本获取；不是技术是否先进，而是方案是否现实。

日本是否在重复历史模式？深海稀土泥是否会成为21世纪的松根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但历史提醒我们，当“有招”成为目的本身，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时，这些“招”往往只是通往更深刻危机的弯路。

真正的解决方案通常不在6000米深的海底，而在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务实的选择中。这一点，无论对1945年的日本，还是对任何面临根本挑战的国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