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古代朝堂殊礼背后的权力与尊崇

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古代朝堂殊礼背后的权力与尊崇

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历史文献中，“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是频繁出现的朝堂礼仪表述。

这短短八个字，并非简单的礼仪细节，而是古代皇权体制下，君主赐予极少数重臣的顶级殊荣，是君臣关系的直观折射，更是权力格局变动的隐性信号。

它贯穿汉晋数百年政治风云，见证了功臣的荣光与权臣的崛起，承载着古代礼仪文化与政治智慧的双重内涵。要真正理解这八个字的重量，需从礼仪本源、历史语境与现实意义三个维度，层层拆解其背后的深意。

“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本质是对古代朝堂核心礼仪的特殊豁免，其内涵的解读，必先扎根于古代君臣相见的礼仪规范。所谓“入朝不趋”，核心在于“趋”字的理解。

据《释名》记载，“缓行曰步，疾行曰趋，疾趋曰走”，可见“趋”是介于步行与奔跑之间的一种快步疾行姿态，且需“趋进，翼如”，即快步时两臂张开，如鸟儿展翅，既显恭敬又不失庄重。

在古代朝堂礼仪中，“趋”是臣子面见君主时的必备礼节，无论是文武百官，入朝面圣时都必须小步快走，以此表达对皇权的敬畏与惶恐——快步以示急切觐见之心，不疾跑以示庄重得体，这种中庸的姿态，正是古代礼仪“敬而不卑、庄而不躁”的核心要求。

而“入朝不趋”，则是君主特许臣子在入朝时无需遵循这一趋礼，可像日常行走一般缓步前行。这种豁免看似微小，却蕴含着极高的尊崇。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朝堂，礼仪是区分君臣尊卑的重要标尺，趋礼的有无，直接体现着臣子与君主之间的距离。

普通臣子需以趋礼彰显臣服，而获此特权者，无需通过刻意的姿态表达敬畏，本质上是君主对其身份、功绩的认可，允许其在礼仪层面拥有一定的“平等权”。

这种特权的授予，最初多面向年老体弱的重臣或功勋卓著者，如东汉学者包咸，因授皇太子《论语》有功，获“入屏不趋”的待遇，便是君主体恤老臣、彰显恩宠的体现。

与“入朝不趋”对应的“赞拜不名”，则聚焦于朝堂朝拜时的称谓礼仪。“赞拜”是古代朝堂朝拜的固定流程，即臣子觐见时，由赞礼官（也称鸿胪寺官）高声通报其身份，引导其行朝拜之礼；“名”则指臣子的本名，在古代名讳文化中，直呼其名是一种极大的不尊重，唯有长辈对晚辈、君主对臣下可直呼其名，同辈之间多以字相称，以示礼遇。

正常情况下，赞礼官通报时需完整称呼臣子的“官职+本名”，如“丞相曹操觐见”，既让君主知晓觐见者身份，也通过直呼本名，强化君臣之间的尊卑秩序。

“赞拜不名”，便是君主特许赞礼官在通报时，只称呼臣子的官职或爵位，不直呼其本名。这一特权的核心，是君主放弃了对臣子的“名讳支配权”，承认其超越普通朝臣的尊贵地位。正如《三国志·武帝纪》所载，汉献帝赐予曹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赞礼官通报时仅称“丞相”，不再直呼“曹操”，这种称谓上的豁免，隐晦地体现了曹操与君主近乎平等的身份地位，也成为其权倾朝野的重要标志。汉晋时期，获此特权者多有明确记载，如东平王刘苍等四诸侯王获“赞皆勿名”，梁冀获“谒赞不名”，均是君主对其亲尊或权势的认可。

追溯“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初年，其首位获得者便是西汉开国功臣、相国萧何。刘邦建立汉朝后，感念萧何辅佐之功——在楚汉争霸中，萧何留守关中，稳定后方、筹措粮草，为刘邦屡败屡战提供了坚实支撑，堪称“功人第一”。

因此，刘邦不仅赐予萧何丰厚的食邑，更打破朝堂礼仪常规，授予其“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的三重殊礼，以示极致恩宠。

此时的这两项特权，纯粹是君主对功臣的嘉奖，是“功高者得尊荣”的体现，萧何始终恪守臣节，未滥用特权，成为历史上少有的“获殊礼而不篡权”的典范，也为后世树立了“殊礼赠功臣”的标杆。

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内涵逐渐发生异化，从最初的功臣恩宠，逐渐演变为权臣掌控朝政、觊觎皇权的“标配”特权。

西汉末年，王莽通过多年经营获得朝野支持，汉平帝赐予其“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此时的特权已不再是单纯的恩宠，而是王莽架空皇权、为篡汉铺路的工具——通过礼仪上的超越，彰显自己的权势，试探朝野的反应，最终王莽废汉建新，印证了殊礼背后的权力野心。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这种异化更为明显。东汉末年，董卓率军进入洛阳，胁迫汉献帝，自任相国，强行夺取“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权，此时的特权已沦为权臣压制皇权的象征，不再有丝毫“恩宠”可言，反而成为其残暴专权的佐证，最终董卓被诛杀，也留下了“权臣获殊礼必乱政”的警示。曹魏时期，司马懿平定辽东、抵御蜀汉，功勋卓著，魏明帝赐予其“赞拜不名”，为其后续与曹爽争夺权力、掌控曹魏政权奠定了基础；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继承这一特权，逐步架空曹魏皇权，最终由司马炎篡魏建晋，“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彻底成为权臣篡权的“前奏”。

纵观汉晋历史，“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演变，本质上是古代政治权力格局变动的缩影。这两项特权的核心，始终是“打破常规礼仪，彰显特殊地位”，而其背后的权力逻辑，則是君臣关系的失衡——当君主强势时，殊礼是嘉奖功臣的工具，维系着君臣相得的和谐；当君主弱势时，殊礼是权臣篡权的铺垫，成为皇权旁落的标志。五代之后，君主吸取前朝教训，不再轻易授予臣子这两项特权，即便有重臣功勋卓著，也仅给予物质赏赐，不再打破朝堂礼仪秩序，“入朝不趋、赞拜不名”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礼仪文化与政治智慧，却得以流传下来。

深入解读“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我们不仅能理解古代朝堂礼仪的细节与内涵，更能读懂古代政治的运行逻辑。这八个字，是古代礼仪文化的鲜活载体——它折射出古代“礼辨异，乐和同”的礼仪精神，区分君臣尊卑、规范朝堂秩序；它也是古代权力博弈的隐性见证——从功臣的荣光到权臣的野心，从君臣相得的和谐到皇权旁落的悲凉，都藏在这短短八个字之中。

在今天，我们回望这两项古代殊礼，早已不必纠结于礼仪的繁琐，更应关注其背后的启示：礼仪是秩序的体现，而特权则是秩序的例外，例外的特权一旦滥用，必然导致秩序的崩塌。“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兴衰，不仅是一段礼仪的演变史，更是一部浓缩的古代政治史，它提醒着我们，无论何种时代，权力的运行都应恪守边界，尊荣的赋予都应匹配德行与忠诚，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秩序的稳定与长久。这，便是这八个字跨越千年，留给我们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