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三朝元勋为何既赢得了情敌也收获了公主青睐，最后却被人闯入家门活活打死？

公元500年前后，洛阳城里风声骤紧，酒肆茶楼里的闲谈里，开始多了“鲜卑旧贵族”“汉人勋臣”这些略显生硬的词。街巷间的人也许并不清楚宫廷深处发生了什么，却能隐约察觉到，一个时代正在拐弯。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一个在三朝任要职、既得帝王信任、又得公主青眼的重臣，却在自己家中被官军闯入殴打，长子被投入火中，他本人也伤重不治。事情传开后，不少人只敢摇头叹息，不敢多说一句。

被杀的这位，便是出身清河名门的张彝。若只看他前半生，仕途顺遂、政绩显著，又曾与陈留公主有过一段未竟的姻缘，还和权势滔天的仆射高肇形成微妙的“情场对手”，怎么看也不像是会惨死于乱兵之手的人物。可有意思的是，这场血腥的家变，偏偏发生在一个看似“太平”的节点：北魏已经统一北方，孝文帝改革渐入深水，鲜卑旧贵族与汉族士人的矛盾却开始慢慢往明面上顶。

如果把时间线拨回去，从张氏家族说起，会更容易看清这场悲剧背后的脉络。

一、从张良到张彝：一门世代勋旧

张彝的故事，绕不过一个“门第”二字。清河东武城张氏，在北魏时期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世家。追根溯源可以追到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再往近一点，则有东汉末年以清正著称的张岱。到北魏时，张氏远非单靠祖宗牌位“吃老本”，真正把家族推上高峰的，是五胡十六国之乱中的张幸。

那是一个州郡崩坏、流民四散的年代。张幸在家乡一带招纳流民，开垦荒地，自建武装力量以自保。他手下部曲一度发展到数万户规模，在地方上已是小小一方势力。等到北方渐被拓跋部统一，天下大势重新归于一统，张幸顺势选择归附北魏，被封为平远将军、青州刺史，赐爵平陆侯，而且是可世袭的爵位。

有了军功，有了土地和部曲，再加上仕途上的起伏积累，这一支张氏才真正站稳脚跟。张幸之后几代人，虽然没有再出现开国那样的战功，却在地方经营与朝廷服务中慢慢巩固了本族地位。到张彝这一辈，世袭的平陆侯已经延续数代，他天然就站在当时北方汉人名门的行列里。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统一北方后，鲜卑贵族虽居主导，却离不开这些地方汉人豪族。朝廷需要他们提供人才、粮赋、地方秩序，他们则仗着家学与地盘，在新政权里寻求空间。张氏家族就处在这样一种微妙的位置上：既是汉人旧族，又是新朝功臣后裔，与鲜卑统治者既有合作，也难免有潜在的利益交错。

二、张彝其人：聪慧、豪放，又极有分寸

在这样的家世环境中长大，张彝自小就被寄予厚望。族中老幼都看得出，这个孩子记忆力好，经史过目不忘，很早就能与长辈讨论经典典故。少年时，他凭借博闻多识已经小有名气，在士人圈里算是“早熟型”的才子。

但只说书卷就有些片面了。张彝并非那种“手不释卷、不通世情”的书生，他性情偏豪放，说话直来直去，对看不惯的人，往往不假辞色。有人曾在宴席上试探他，他淡淡一句“此人空有其表”，直接把对方说得脸上挂不住。这样有点“得罪人”的性格，在官场中并不讨喜，却也显出几分真率。

进入仕途后，他与卢渊、李安民等当时知名的文士往来密切，议论朝政时常常词锋甚锐。有人形容他“出入朝堂，意气自若”，不太在意那些刻板的礼数。执政的冯太后见他才华出众，却又看不惯他的“没规矩”，多次令宰臣规劝。尴尬的是，这些训诫往往收效甚微，张彝该怎么说还是怎么说。

不过，性情豪放归豪放，在处理政事时，他却极有分寸。《北史》中说他“善于督察……清慎严猛，所至人皆畏服”。这句话很关键，点出了他的另一个面向：对别人可以随意点评，对公事却从不含糊。有一次巡按地方，他亲自翻检案卷，连地方官尝试打通关系，他也一句不应，照章论处。久而久之，他在地方官员眼中成了“宁得罪别人，也别惹上张侍郎”的那类人。

家门之内，他又是另一幅模样。父亲早逝，他与母亲相依为命，对母亲极尽孝道。孝文帝南征期间，母亲病重去世，噩耗传到军中，张彝当即请求归葬。自平城启程护丧回乡，到家乡下葬，路程千里，他坚持步行，不乘车马。据记载，那段时间他形容枯槁、衣不解带，路人都能看出他的悲恸。这种“千里步送”的选择，在讲究礼法的当时，很容易变成一种口耳相传的故事，也让他多了几分“名士风骨”的形象。

三、改革之际：立功于三朝，身在风口浪尖

北魏孝文帝亲政，是这个王朝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点。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不再以部落旧俗为主，这一连串举措，既是政治选择，也是一场文化上的自我改造。张彝的仕途，恰好和这一时期高度重合。

大约在公元480年前后，他先后任主客令、太中大夫、黄门侍郎，与一批有汉学根基的官员一起，参与制定朝仪、礼乐制度。这些看似“繁文缛节”的东西，实际决定了皇帝如何接见群臣、百官怎么排列次序、祭祀用什么礼式，影响深远。对刚刚从部落联盟转型为“帝国”的北魏来说，这是一套全新的“文明包装”。

更重要的一步，是参与谋划迁都洛阳。这件事，在许多鲜卑旧贵族眼中，是触动根本的大事。平城是草原边上的旧都，靠近他们熟悉的牧场和旧日势力圈；洛阳则是汉人旧都所在，搬过去，就意味着要主动接纳中原文化，也等于在空间上靠近汉族士人。孝文帝身边的一批谋臣中，张彝是坚定的支持者，积极出谋划策，最终迁都成功，他也受封进爵。

迁都之后的一系列汉化措施，如推行汉制官名、提倡穿汉服、改用汉语姓名，乃至鼓励通婚，都是在这一群人的推动下逐步推进。张彝从太常少卿、散骑常侍到兼门下侍中，已经进入决策核心。他一方面协助孝文帝完成制度改造，一方面又承担起巡视地方、整饬吏治的职责。

在巡察陕东、河南等十二州的任上，他查办过不少贪污大案。有地方大吏靠军功跋扈，动辄压迫乡里，自以为背后有鲜卑贵族撑腰，不把朝廷命令放在眼里。张彝到任后，直接依律处分，连带追究责任，让很多人措手不及。也正因为这个风格，当地百姓给了他一个颇为直白的评价，“张青天”。

宣武帝即位之后，他官至正尚书、正侍中，又以遗诏受命辅政，名义上已经进入“宰辅”之列。再后来，他被任命为安西将军、秦州刺史，镇守西陲要地。秦州一带多杂胡羌氐，向来不太安分，他到任后先整顿军纪，再严肃处理劫掠民间的轻骑，渐渐赢得“羌夏畏伏”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秦州采取过一种较为少见的刑罚做法：把部分本应受肉体刑罚的罪犯改为劳役，让他们参与修建兴皇寺等土木工程。这种做法在当时颇新鲜，一方面减少了残酷刑罚，另一方面又为工程提供劳力，也算是兼顾了惩戒和利用。有学者评价他为“良牧”，不只是因为严厉，也因为治理有章法。

离任回洛阳后，他并没有简单享受清闲，而是整理历代帝王的治乱得失，编成《历帝图》，进呈宣武帝，希望后主能从中汲取经验。这种“以史为镜”的做法，在传统士大夫眼中算是一种本分，但换个角度看，也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北魏已经走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拿前代得失来衡量自己的道路。

孝明帝继位后，他又加官征西将军、冀州大中正，仍被视为清流中坚。至此为止，他已经经历孝文、宣武、孝明三朝，既是改革的参与者，也是制度稳定的支撑者，名义上的“元勋”并不夸张。也正因如此，他渐渐站到了鲜卑旧贵族最敏感的对立面。

四、公主未成亲，情场遗憾埋下暗涌

说到张彝，一段颇具话题性的插曲是他与陈留公主的婚事，这件事在当时上层社会的茶余饭后，很难不引人议论。

宣武帝时期，陈留公主守寡在宫中。公主之夫早亡，留下的空缺既是家庭的，也是政治的。选谁做驸马，从来不是简单的儿女私事。那段时间，张彝的妻子已经去世，两人身份、年纪、名望都在一个相对接近的层面上，有人便开始在宫中提起这桩可能的姻缘。

与之形成竞争的，是时任仆射的高肇。高肇出身鲜卑权贵，又深受宣武帝宠信，手中掌握实权。这样一位人物，提出迎娶陈留公主，从权势角度看几乎是水到渠成。偏偏公主在两人之间做了一个略带意味的选择——她更倾向于那位以清慎严明、文采卓著闻名的张彝。

关于当时具体过程，史书并未详写，但可以推想，宫内外一定有过一阵不小的风波。有个说法是，高肇得知消息后，在私下里冷笑一声，说了句：“好一个平陆侯。”态度之中多少带着不服气。这倒也不难理解：在鲜卑权贵看来，一个汉人勋臣、又是新政推行者，抢走了自己心仪的公主，多少有点“脸上无光”的意味。

事情很快出现了反转。高肇以“擅立刑法，劳役百姓”为由弹劾张彝，指责他在秦州任上超越法度，用刑苛酷。表面看，这是正常的弹劾程序，实际上多少带着报复的味道。朝廷经调查后，并未完全采信高肇的说法，认为指控不实，高肇因此受到处分，一度被免职。从表面结果看，似乎是高肇“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不过，事情并没有简单到此为止。张彝随后被召回洛阳，离开秦州前线不久便患上偏风，身体每况愈下。原本已经有望成真的与陈留公主之婚，也因此拖延，最终不了了之。对于当事人来说，这段经历多少有几分遗憾：名望、地位、才干都具备，却在关键时刻被病痛与权力角逐拖住了脚步。

从政治层面看，这场未成的婚事，却留下了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印记。高肇在鲜卑贵族中的地位，注定他不会把这段“挫败”轻易放下。即便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心的嫌隙总归存在。情场之争与权力斗争远非两条彼此独立的线索，在封建贵族社会，二者往往纠缠在一起，变成看不见的暗流。

五、张氏父子触痛旧贵族：一封奏折引爆杀机

说到张彝的死亡，不能只看他个人的经历，更要把视线移向他的儿子，尤其是次子张仲瑀。很多人只记得那场血案，却忽略了它真正的“导火索”。

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官员的选拔方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以军功为主的升迁路径，对鲜卑军事贵族极为有利；新政策则越来越强调文化素养、礼仪教养，这对于汉人世家子弟显然更占优势。旧贵族心里很清楚，一旦选官标准彻底向“儒学”和“科第”倾斜，他们赖以立世的一大优势就会被削弱。

在这种背景下，张仲瑀上了一道奏折，建议改革选官制度。在高级官员选拔上，不再以军功作为主要依据，而是更加重视德行与学识。换句话说，他主张从制度层面削弱军功出身的特权，把更多机会留给那些读书出身、擅长文治的士人。若这一建议被采纳，鲜卑旧贵族子弟晋身高位的通道，将被大幅收窄。

这道奏折传到鲜卑贵族耳中，等于当面扯破了脸。有位出身羽林的年轻贵戚当街骂道：“若依张氏所言，我辈儿郎何以自立？”这种公开的不满，很快在羽林、虎贲等禁军集团中蔓延。要知道，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近卫，也是各大鲜卑部族子弟集中之所，对他们来说，军功与刀兵是天然的资本，一旦被剥夺，等于否定了他们的根基。

张彝本人，曾积极推动汉化官制，又是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在迁都洛阳时还算计过一批反对迁都的守旧派。这样的人物，本就已经被不少旧贵族列入“心中仇人”名单。张仲瑀的奏折，无异于在这堆干柴上扔了一把火。

可以设想，在宫廷深处，必然有不少私下的聚会。有鲜卑旧贵族拍桌道：“不整一整张氏父子，今后谁还把我等放在眼里？”也有人略显犹豫：“毕竟是先帝所器重的旧臣。”但等羽林、虎贲中更年轻的一代加入讨论，态势就变了。他们更直接，少顾忌，只在意自身出路是否被堵死。

消息渐渐酝酿，终在某个时刻爆出。

六、闯宅、焚屋、殴杀：一代名臣的惨烈结局

公元六世纪初某一日，洛阳城内张府的仆人突然发现，尚书省方向传来嘈杂的脚步声和怒吼。片刻之后，一群身着军装的羽林、虎贲卫士冲到尚书省门前，抡起兵器，砸向官署大门。木屑飞溅间，有人高声叫骂，称要“讨张仲瑀一个说法”。

这一幕本不该出现在秩序井然的禁城，更像是地方豪右斗殴。张仲瑀意识到不妙，趁乱从侧门脱身，仓促逃离。侥幸的是，他没有当场被擒；不幸的是，愤怒的军士并不打算就此罢休，目标迅速转向张家本宅。

张府门前的石狮还没来得及擦拭，门扉已经被暴力撞开。军士们冲入院中，寻声找到正在里屋休息的张彝，将这位年过半百、身体本已不佳的重臣拖出门外。庭院里一片混乱，有仆役试图上前阻拦，瞬间被推倒在地。

“此皆平陆侯父子所为！”有人喊出这句指责，几乎给即将发生的一切披上一层“替天行道”的外衣。随后，棍棒、脚踢如雨点落下。年迈体弱的张彝根本不可能招架，几次想开口讲话，都被打得说不出完整一句。有说他当时只反复重复：“有话当向朝廷言。”这句坚持程序的申辩，在暴怒的军士耳中，只成了激怒情绪的火星。

火光很快出现在宅院一角，堆积的柴草被点燃，浓烟冲天。张彝长子张始均原本已经翻墙逃走，回头望见父亲被围殴的场景，心中难以割舍，终于还是返身折回。有人劝他：“快走，留得青山在。”他却跪在怒火中高声相求：“家父有罪，自当由朝廷定夺，诸君何必下此毒手？”

这句带着哭腔的请求，并没有换来怜悯。愤怒的军士反而以此为由，将他拖向火场，投入烈焰之中。顷刻之间，张氏长子殒命火海。张府房屋在火势蔓延中接连坍塌，哭喊与木梁断裂声交织在一起，成为这场私人报复与政治暴力交织的可怕注脚。

张彝本人则在第二天因伤势过重去世。对于一位参与北魏重大制度改革、曾被三朝帝王倚重的重臣而言，这个死法充满了荒诞意味：不是在战场殒命，不是在廷杖中暴死，而是在自己家中，被本应护卫皇权的禁军冲入殴打，再伴随大火与家产俱毁。

朝廷事后并非全然无动于衷，对部分闹事卫士进行惩处。然而，真正策动这场行动的背后势力，并未受到根本打击。许多参与者要么得到保护，要么仅受象征性的处分。对外的说法，多强调这是一次“军中愤激之举”，似乎只是一场纪律事故，而不是有组织的政治报复。

对洛阳城中的士人来说，这件事的震撼很难用简单话语概括。一位与张家有旧的官员私下说：“张公平生所行，终为刀兵所报，令人寒心。”用“寒心”二字并不夸张，因为这意味着，在这个王朝，连三朝元老都可能在一夜之间失去所有护盾。

七、名门余响：悲剧背后的权势角力

回过头来看张彝的一生，外人看到的是耀眼的履历：名门出身、官至正尚书，参与迁都洛阳和汉化改革，巡查十二州有“张青天”之誉，出任秦州刺史时威整羌夏，撰《历帝图》劝谏后主，甚至还一度成为公主的择婿人选之一。按常理推断，这样的资历，即便晚年退居二线，也该荣养天年。

然而，恰恰是这些闪光的履历，使他立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他既代表了以汉人世家为后盾的新式官僚集团，又与孝文帝改革紧密捆绑；在鲜卑旧贵族眼中，他不是单纯的“好官”，而是一位助推者、象征者，甚至是“刮骨疗毒”的实施者。张仲瑀那道改革选官制度的奏折，则把这层矛盾赤裸裸地暴露在台面上。

对鲜卑旧贵族来说，迁都、改制、重用汉人，已经让他们不断退让；若再让张氏父子推动选官改革，今后自己的子弟将难以凭军功高位，家族地位也必然受到冲击。在这种心理积累之下，一次看似“军中愤激”的行动，就有了发生的土壤。

从家族角度看，这也是名门的一种常见命运。处在权力中心附近，享受到荣耀，也承受着更大的风险。张氏这一支，曾仗着张幸的功勋在乱世中突围，又依靠张彝的才能在改革时代立足，却终因站在新旧势力交界线上的位置，在一场无形的较量中付出沉重代价。

如果只从道德角度去评价这场悲剧，很容易陷入简单是非；但把时间线拉长一点，会发现其中暗含的结构性矛盾：部落传统军功集团与新式汉化官僚集团之间，终究需要有一个“出气口”。遗憾的是，这个出口找上了一个曾被视为“北魏良臣”的人。

张彝死后，张氏家族并未完全从史书中消失，却再难有与他同等分量的人物。对后来者来说，他的一生既是荣光，也是警示：在大变局之时，站在风口位置的人，很难只享受风往上吹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