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御用”马夫，抢渡大渡河立下大功，一生喊毛主席为大哥

一九五六年六月的武汉，闷热得像一口刚掀开的蒸笼，江汉关钟声敲过午后三下，街边突然停下一辆吉普。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的王天相被请下车，他那一身簇新的绸衣和油亮牛皮凉鞋在码头阳光下颇为扎眼，路人纷纷侧目。陪同的县委干部只告诉他：“中央有人要见你。”王天相摸摸脑后的短发，心里却已经猜到，大概是那位阔别多年的“毛大哥”。

时间拨回到一九三三年仲夏，四川自贡北郊的盐田上，三十四岁的王天相正和弟弟王天鹏收拾行囊，准备奔赴红军驻地鼎山。他们的三哥王天德早已在红军卫生队当医生，也是地下党联络员。乡下生活困苦，八兄弟中只有三哥读过书，其余人靠扛盐为生。可王天相憨里透着股灵劲，听说红军要打倒军阀、均贫富，便咬牙跟着哥哥们走了。

军中初到的新兵通常先背枪、练队列。王天相个头不到一米六，背起步枪像是肩扛大旗，惹得有人暗笑。可训练一上手便知深浅——他能背着同伴翻山，夜行三十里不掉队，还自制草鞋、修枪械，活计麻利到让老兵竖拇指。警卫连缺侦察员，连长一眼相中，把他拉进侦察班。第一次潜入敌占村，他带八名战友救下六名地下党员，硬是在枪林弹雨里全身而退。此役让他在红一方面军有了名号：小个子，胆子却赛山高。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屡犯疟疾，中央决定配一匹西康骡马，再挑一人专职牵骑。打听到王天相能驯马，便把他调来当马夫。第一天接手，他脱口一句“毛大哥，上马吧！”警卫战士倒吸凉气。毛泽东却乐了，冲他摆手：“喊得好。”也就在那一刻，领袖与马夫之间的称呼定了调——此后二十余年，王天相始终一口一个“毛大哥”，从未改口。

不久，“穿山甲”诞生。毛泽东观察王天相，发现这人壮得像土坷垃却能在乱石缝里钻来绕去，随手给起了这个外号。王天相咧嘴一笑，当场应一句：“毛大哥，我在！”毛泽东拍拍他肩：“穿山甲，辛苦！”寥寥数语，却把上下级的隔膜抹去了。

长征每天都在生死线上蹚路。翻越夹金山时，大雪封道，马匹屡次失蹄。王天相用自己的棉衣给马织“草鞋”，一点点把它引下冰坡。行至通往川康的草地，他又在枯草垫上滚成“人肉滚筒”，试深浅、探沼泽，数次险些陷没。同行的战友感慨：这小子是条命大粗壮的蚺蛇，怎么摔都弹起来。

最惊险的还是一九三五年五月的安顺场。红军若不过大渡河，追兵即到，后果不堪设想。25日凌晨，红一团先头营受命渡江，孙继先挑出十七名勇士，王天相毛遂自荐凑足“十八罗汉”。激流咆哮，两只小木船好似剃刀刃。炮火掩护下，第一组刚靠岸，敌机枪扫来，水面被子弹打出密集白沫。王天相随第二组跃船，浪一拍，船头倾斜，他干脆双臂一抱冲进水里，推着船尾硬往前顶。对岸铁丝网只剩一臂距离时，他抓住网底，用身体挡住枪口，为后面战友开出缺口。电光火石中一声闷响，子弹擦胸而过，他却笑：“差点就让肋骨当渡口票了。”十八勇士成功立足，进而架设索桥，红军主力随即全部渡河。战后奖章发下，王天相照例把它塞进干粮袋，自嘲“还欠三块盐巴味”。

长征结束，他编入中央警卫营，随军奔赴抗日前线。解放战争时期，他护送中央机关转移晋南时遇到冰河十八道凉水。后勤干部催得急，他口气冲，对方扯皮，他一着急把人摔进水里。正在气头上，一根手杖疾抽过来，他侧身闪开，抬眼竟是朱德。朱总司令一句“打仗先修心”，把他训得脸通红，也让他记了半生。

新中国成立后，王天相申请回乡。湖北蒲圻小镇多了一位穿草鞋、挑粪种菜的片警，谁也想不到他曾是主席身边的马夫。村里赶集，他常被族人拉去讲长征，说到艰险，总是一摆手：“那叫流汗不流泪。”偶尔有人问起“毛主席真那么亲民？”他嘿嘿一笑：“他是我大哥，亲不亲你说呢？”

再说回五六年那天。王天相进了江边小楼，门一开，毛泽东正倚窗望江。两人对视几秒，白发与皱纹都遮不住的激动从眼神里蹦出来。王天相啪地立正，鼻尖却红了。毛泽东上下打量他那身行头，笑得直颤：“穿山甲也会打扮？”一句话把气氛点燃。彼此无须寒暄，革命年代的风雪已写成默契。短暂叙旧后，主席只留一句：“回去，好好给老百姓办事。”王天相点头，转身离开，凉鞋的皮底在石阶上“嗒嗒”响，仿佛当年马蹄声远。

此后，他再没穿那套绸衣，也不说自己是“御用”马夫。乡亲们记得的，是那位拎着锄头帮春耕、冬夜守堤的老王。1974年，王天相病逝，终年七十五岁。整理遗物时，家人找到那枚锈迹斑斑的红军勇士纪念章，还有一条褪色的马鞭——两样东西裹在旧军装里，静静躺了多年。谁也不知，他临终前最后一句话，仍是那个朴素的称呼：“毛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