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阎锡山打不赢板原征四郎？

为什么号称精锐的国军嫡系部队，在抗战初期屡战屡败，而一穷二白的八路军，却能在华北战场拿下首胜？这场被写进教科书、并被定义为重大胜利的歼灭战，到底有多凶险？三十岁的林彪，又是怎么给友军好好上了一课的？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平型关大捷。

截至一九三七年，日本在轻松占领东三省、平津两地之后，可谓嚣张无比。无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态度要么是不抵抗，要么是不断妥协，一退再退，最终在失去所有优势后，被日军一举击溃。中国的反应，让日军产生了一种“天下无敌”的错觉，他们甚至扬言只需三个月就能灭亡中国。

卢沟桥事变期间，蒋介石虽然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那句“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可真到部署作战时，中国地方军阀的表现却一塌糊涂。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表面上看似完成了统一，实际上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军阀割据。本来就武器装备落后、单兵素质远不及日本，如今更是各怀鬼胎。

比如卢沟桥事变期间的宋哲元，蒋介石三令五申，电话都快打爆了，反复强调：“日本人图谋不轨，你别听他们胡扯，赶紧准备开战。”可这话传到宋哲元耳朵里，就成了老蒋要他与日军血拼，两败俱伤后再被蒋介石“摘桃子”，借机控制平津。最终出现了“蒋介石在拼命救，宋哲元在拼命送”的荒唐一幕，在地方军阀眼中，老蒋的威胁似乎比日本还大。

平津沦陷后，日本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平绥铁路以西的张家口，计划先解决蒙疆问题，占领中国的内蒙古、绥远和察哈尔地区，以确保“满洲国”的侧后安全。蒋介石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底便针对这一方向下达防御指令，然而宋哲元的搅局，让校长意识到这些地方杂牌军离心离德，根本靠不住，于是派出自己的中央嫡系，汤恩伯率领中央军负责防御。

待汤恩伯赶赴南口时才发现，除了自己的中央军，本地的西北军、晋军没有一个听从调遣。不听指挥也就罢了，这些地方军阀甚至禁止中央军过境，导致战机一再延误，南口战役终告失败，即便汤恩伯竭尽全力也无济于事。此役，中国军队伤亡两万六千余人，日军伤亡仅两千六百多人，战损比仍高达十比一。

随后，日军自北向南发动全面进攻，驻防华北的十万中国军队如洪水决堤般溃败，不到一个月就狂退数百公里，致使华北大片国土沦陷。除了装备差距，中国军队指挥能力低下、战略战术拙劣、协同作战意识匮乏，更令人心惊。第六战区司令冯玉祥愤怒地说：自涿州撤退至保定的路上，“官不知兵，兵不见官”，士兵只知道要去石家庄集合，其余一概不知，一路溃退数百公里，还沿途抢夺百姓财物、骡马，简直比土匪还不如。

更荒唐的是，负责防御日军主攻方向平汉铁路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未经激战就下令后撤，全军士气顿时崩溃。有人评论：“豫境两省已失，今又退至彰德，琉璃河至石家庄四百余里，石家庄至彰德又四百余里，短短数日败退近千里，自古未有如此离谱之事。”然而刘峙非但未受处分，反被蒋介石升任第一战区副总司令，负责训练后方部队。此举引发全国舆论哗然。

日军气焰愈加嚣张，中国军队屡战屡败，国土大片沦丧，国民政府内部乱象频生，国人心情一片灰暗，照此下去，我们还有未来吗？就在万念俱灰之际，山西方向突然传来捷报：一个叫平型关的地方，中国军队赢得了一场对日作战的重大胜利，而主角，正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于是，全国目光聚焦在这个陌生的北方关隘平型关。

平绥路上的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后，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在怀来集结，东条英机率领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则集结于宣化，南下意图明显。但中方一时无法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与具体计划。可以确定的是，日军进逼山西的目的无非两个：其一，在绥西北部与晋东北部交界发动佯攻，掩护主力沿平绥铁路西进，直取大同，切断山西与绥远的联系；其二，在晋东北佯攻，主力攻占广灵，切断山西与河北的联系，随后两路合击，直插山西腹地。

此时必须提到第二战区总司令阎锡山，人称“阎老西”。他是山西名副其实的“土皇帝”、大军阀，更有趣的是，这位看似“土掉渣”的军阀，其实是武举人出身，还曾留学日本，就读于军事学院，而他的老师，正是坂垣征四郎。据传，留学期间两人关系不错，阎锡山勤奋好学、不耻下问，坂垣则悉心传授。谁料再度相见，却是兵戎相向，昔日的老师成了入侵的强盗，千里迢迢来夺学生的地盘，实在无耻至极。

那么，多年之后，这对师生谁更胜一筹？为“迎接”老师，阎锡山拟定两套作战计划：一是将主力部署在天镇、阳高、广灵、灵丘、平型关等地；二是派一部兵力控制大同、浑源、应县一线，以便策应各方战斗。这样无论日军主攻哪一侧，中国军队都可局部死守，策应东西两面增援，形成夹击之势。

但阎锡山万没想到，东条英机的察哈尔兵团与坂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从一开始就齐头并进，第二战区一时难辨主攻方向。九月三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进攻天镇，驻守天镇的中国第六十一军刚从柴沟堡撤退，仓促布防于盘山、罗家山、李家庄及北山瓦窑口一线，司令部设在阳高县城。

日军将主攻点选在天镇外围唯一制高点盘山。中国守军虽居高临下，但武器过于落后，面对日军重炮轰击和飞机持续轰炸，六十一军仓促构筑的简易工事顷刻被毁，不少士兵甚至被活埋在掩体中。火力覆盖后，日军轮番冲锋、昼夜不息，守军苦战三天，补给线、联络线皆被炸断，弹药送不上，伤员撤不下，陷入绝境。

阎锡山下令无论如何再坚持三天。团长李润生急请增援，但军长李服膺无预备队可调，盘山守军伤亡激增，部队失控，幸存者开始溃散，盘山失守。同日，日军第五师团猛攻蔚县，并向广灵迂回。原驻广灵的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因贪生怕死，未遇敌即擅自撤退，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汤恩伯派兵填补防线，但部队距蔚县尚有五公里时，就接到蔚县失陷的消息。

战局渐明，阎锡山判断日军主攻必在大同，于是策划大同会战：诱敌进入大同东面聚乐堡，晋军已在此建好防御阵地，待日军中计，即从南北两侧夹击。为此，他命六十一军务必阻滞日军，为后续计划争取时间。不得不说，阎的作战计划近乎完美，唯一没算到的是：能挡住关东军的中国军队，在他的第二战区根本不存在。

盘山失守后，日军直下，天镇城外守军全线崩溃，日军直插聚乐堡，即阎为其设下的伏击圈。但此时日军不仅迅速攻陷天镇后方的阳高，还投入预备队加快进度，李服膺只能率残部后撤。阳高守军四一四团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被迫突围，一千人中仅三百余人生还。阳高失陷，天镇陷入四面包围，城内的三九九团虽身陷绝境，仍死战不退。

这些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的北方汉子，凭着一股韧劲与日军血战三天。纵然城内已成火海，明知必死，也要从敌人身上咬下一块肉。天镇县长恳求三九九团团长张敬之放弃防守，因为再打下去也赢不了，百姓在战火中太苦。一边是血海深仇，一边是无辜同胞，张敬之痛苦万分，最终决定让残部突围，自己断后。但全体官兵激烈反对，于九月十一日夜，三九九团撤出天镇，天镇失陷，大同会战计划化为泡影。

情急之下，阎锡山令各部向大同以南、桑干河南岸山地转移。九月十三日，关东军察哈尔兵团独立混成第一旅团未经战斗即进驻山西重镇大同。大同是平绥、同蒲铁路交汇处，交通枢纽，铁路连通晋、察、绥三地。大同失陷，令阎锡山暴跳如雷，他把责任全推给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立即下令逮捕，准备公审。审讯中，阎说：“从你当排长起，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亏待过你，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的国防工事修得不好；第二，我让你死守天镇、阳高，你竟擅自撤退！”

李服膺插话辩解：“我有电报，我申请过撤退！”阎立刻打断：“你胡说！你的家人孩子，我会照顾好，你安心去吧。”随后，李服膺被枪决。他没有过多争辩，默默替阎背了黑锅，死得不明不白。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为其喊冤，尤其是六十一军官兵，他们知道天镇、阳高之战极为惨烈，敌我装备悬殊，部队既无指示也无支援，军长就这样被处决，实在不公。还有人透露，原本拨给国防工事的款项，实际到材料时不足计划的一成，水泥、洋灰等被官员贪污一空。

天镇失陷后，日军南下更猛，晋北战场陷入混乱，这绝非一个军长能挽回的局面。九月十一日，日军第五师团自蔚县出发，向广灵推进。汤恩伯虽组织防御，仍难挡攻势，阎锡山部署开始失衡。两天后，他只能调整，将主力调往第五师团方向，试图稳住侧翼，但仍无法阻止日军推进，广灵再陷苦战。阎下令汤恩伯：若顶不住，就退到广灵南部重建防线。汤接令后立即后撤，广灵失守。

为避免混乱与推诿，阎锡山重新划战区，将大同南部军队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由傅作义指挥，右翼由杨爱源负责。日军占广灵后，继续追击至浑源。九月十五日，阎严令七十三师师长刘奉滨在广灵南面山地坚守：“再退，军法处置！”七十三师在直峪口险要山口挡住日军第二十一旅团，官兵凭山崖地形死守，阵地五次易手，五次夺回，直至刘奉滨负伤，部队才被迫转移。

日军攻势虽顺，但坂垣征四郎却怒火中烧，他接到命令，要率主力东移支援平汉铁路作战。眼看第五师团推进顺利，若无干扰即可直插五台山，抢在关东军前夺头功。要知道，坂垣多年前就以顾问身份亲赴五台山考察，对地形了如指掌。此刻上级却令其改道，他难以接受，不惜违令，命第九旅团继续占浑源，第二十一旅团继续攻灵丘。

九月二十日，七十三师因伤亡过重再次南撤，灵丘失陷。至此，日军兵临长城脚下，从灵丘向南，便是内长城的重要关口——平型关。蒋介石的中央精锐、阎锡山的晋军嫡系，面对日军凶猛攻势尚且节节败退，那么，一穷二白的八路军，究竟如何在平型关创造奇迹，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请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