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箱康师傅，击穿了七年思想教育

2017年11月的平壤顺安机场，航班落地了。这次是摄影团，十五个人，器材箱堆成了小山。领队是个光头男人，叫老陈，一见面就塞给她一瓶水：“辛苦了，李导。”

塑料瓶上印着“农夫山泉”，还是冰的。李玉兰的手指在瓶身上停顿了一秒——在平壤，冰是奢侈品，涉外酒店一天只供电六小时，冰箱大多时候是摆设。这瓶水跨越了一千公里，仍保持着零度的温度，像一个来自另一个物理定律世界的信物。

“谢谢。”她说，没有拧开，放进了随身携带的布包里。包是母亲缝的，印着“一心团结”的标语，内衬已经磨破了。

大巴车上，老陈的团员们在讨论昨晚的饭局。“沈阳那顿烧烤，我一个人干了二十串大腰子！”“你这不行，我在北京一晚上能涮三盘羊肉。”

李玉兰开始背诵欢迎词，声音平稳得像从磁带里播放出来的。她的眼睛扫过每一张面孔，这是她受训七年来养成的习惯：评估。谁可能是记者，谁可能是间谍，谁只是普通游客——虽然“普通”这个词在中国人身上已经越来越难以定义。

坐在第三排的年轻女孩突然举起相机，对准了车窗外。李玉兰的心脏一紧。窗外正经过“统一大街”，几个穿军装的士兵在步行。

“抱歉，军事设施和军人不能拍摄。”李玉兰说，语气温和但不容置疑。

女孩放下相机，吐了吐舌头：“对不起啊，我就是觉得他们的衣服颜色挺好看的。”

军绿色。统一大街。禁止拍摄。这些词在李玉兰脑中自动排列成警戒序列。但在女孩眼里，这只是“颜色好看”。李玉兰忽然感到一阵荒谬的疲惫，像一台运行了太久的机器，内部齿轮开始发出陌生的摩擦声。

晚餐在羊角岛饭店。按旅行社标准，这已经是“特级接待”：铜碗饭、人参鸡汤、烤鸭肉片。但老陈皱了皱眉：“李导，有泡面吗？就想吃口热乎的。”

同桌的团员笑起来：“老陈你这中国胃，跑朝鲜来要泡面！”

李玉兰保持着微笑：“我去厨房问问。”

厨房里，主厨老金正在计算明天的配给。听到“泡面”要求，他头也不抬：“没有。就算有，也不能给外宾吃泡面，影响国家形象。”

“他们说就想吃口热的。”

“热的？”老金指着炉灶，“鸡汤不是热的？他们就是挑。”

李玉兰回到餐厅，婉转地解释泡面不方便提供。老陈摆摆手：“没事没事，我们自己带了。”

然后李玉兰看见了那箱泡面。

不是一包，不是两包，是一整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装在印着中文字的纸箱里。老陈拆开箱子，拿出五包：“李导，麻烦让厨房给煮一下，我们付加工费。”

李玉兰盯着那些包装袋。鲜艳的红色，印着热气腾腾的面条图片，大块的牛肉和青菜——都是假的，她知道。在朝鲜，也有泡面，叫“黎明牌”，面条是直的，调料包只有盐和味精，包装是朴素的白色。而眼前这些，像一个个色彩鲜艳的谎言。

“我……问问。”她说。

这一次，主厨老金盯着那五包泡面，沉默了很久。李玉兰知道他在算什么：这一包泡面在黑市上能换三斤玉米面，五包就是半个月口粮。而这些人，要一次煮五包，当夜宵。

“让他们等半小时。”老金最终说，“用单锅煮，别用大灶，费煤气。”

等待的时候，老陈的团员们聊起了天。年轻女孩说：“李导，你们平时吃泡面吗？”

“偶尔。”李玉兰说。这是真话，也是谎言——她吃过两次，一次是弟弟考上大学，一次是父亲被评为劳动模范。每一次，母亲都会把面条分成五份，汤也要分匀，最后用开水涮锅，每人还能喝到一口带着咸味的水。

“那你们喜欢什么口味？”女孩问。

李玉兰愣住了。口味？在她的世界里，泡面没有“口味”，只有“有”和“没有”。黎明牌泡面只有一种味道：咸。像生活本身，单调，但能活下去。

“就……正常的。”她说。

泡面煮好了，端上桌时，热气裹挟着浓烈的香气散开。那是李玉兰从未闻过的味道：人造牛肉香精、脱水蔬菜、复杂的调味粉。老陈吃了一大口，满足地叹气：“还是这个味儿正！”

李玉兰站在餐厅角落，看着那五碗泡面被迅速消灭。汤剩下大半碗，油花凝结在表面，浮着几片脱水葱花。一个团员打了个饱嗝：“不行了，撑死了，汤倒了吧。”

“别倒！”老陈说，“打包，明早还能泡饭。”

打包。李玉兰看着老陈把剩汤倒进矿泉水瓶，动作熟练得像在做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在她的国家，每一滴油、每一粒盐都要计算，而这些人，连剩汤都要“打包”，不是因为贫穷，是因为……选择太多，所以可以随意处置。

那天晚上，李玉兰梦见自己在吃泡面。不是黎明牌，是康师傅。梦里的面条无限长，她怎么也吃不完，越吃越饿，最后醒过来，嘴里都是口水的咸味。

行程第四天晚上，老陈邀请李玉兰一起吃夜宵。

“李导，这几天辛苦了，请你吃点好的。”他在酒店房间里摆开阵势：三包康师傅泡面，两根哈尔滨红肠，一包真空包装的卤牛肉，还有一小瓶二锅头。

李玉兰想拒绝。导游守则第48条：不得与游客单独相处，不得接受私人馈赠。但她看着那些食物——那些在她的国家需要用外汇券、用关系、用运气才能得到的东西——她的喉咙发紧，胃开始发出背叛的鸣叫。

“就一点。”老陈已经泡好了面，“咱们聊聊天，不涉及政治，就唠家常。”

家常。李玉兰坐下来。热气升腾，泡面的香气钻进鼻腔。她吃了一口——面条比黎明牌的更弹，汤更浓，有真实的肉味（虽然是人造的）。哈尔滨红肠切片后油亮，卤牛肉的香料复杂得让她数不出种类。

“李导结婚了吗？”老陈问。

“没有。”她如实回答。在朝鲜，女性25岁未婚就会被称为“老姑娘”，但她31岁了。不是因为不想，是因为她属于国家，婚姻需要组织批准，而她“太重要”，适合她的人选迟迟没有出现。

“有喜欢的人吗？”

李玉兰的筷子停顿了。有。酒店保安队的小队长，比她小三岁，有一次帮她提行李，手指擦过她的手背。他们没说过几句话，但每次在走廊相遇，他都会微微点头。这是她七年来唯一的、秘密的温暖。

“没有。”她说。

老陈看了她一眼，没再追问。他喝了口二锅头，忽然说：“我在你这年纪，已经离婚又结婚了。人啊，有时候得为自己活。”

为自己活。李玉兰咀嚼着这句话，像咀嚼一块过于坚硬的牛肉。在她的词典里，只有“为国家活”、“为领袖活”、“为集体活”。“自己”是一个需要被克服的概念，是个人主义的毒草。

但她此刻坐在这里，吃中国泡面，喝中国白酒，和一个中国男人聊天。她感到一种尖锐的、疼痛的自由——像被关久了的鸟第一次展开翅膀，发现骨骼已经僵硬，肌肉已经萎缩。

那晚她吃了太多。三包泡面，她一个人吃了两包。红肠和牛肉几乎全进了她的肚子。二锅头辣得她咳嗽，但暖意从胃里扩散到四肢。老陈没吃多少，大部分时间在看她吃，眼神里有一种她读不懂的情绪——不是同情，不是猎奇，更像……理解。

吃完后，李玉兰站起来想收拾，忽然一阵眩晕。不是醉，是血糖飙升带来的晕眩。她太久没一次性摄入这么多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了。

“坐着坐着。”老陈扶住她，“喝点水。”

还是农夫山泉。李玉兰接过来，这次她拧开了，一口气喝了半瓶。冰凉的水冲淡了嘴里的咸腻，也冲开了某些一直紧闭的阀门。

“谢谢。”她说，声音有些哽咽。

“谢啥。”老陈摆摆手，“都是人，都得吃饭。”

都是人。这句话在李玉兰脑中回荡。七年的思想教育告诉她：他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朝鲜人。我们是同志，他们是朋友。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归根结底——“都是人”。

这个最简单的真理，却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一直紧锁的某个房间。

送机那天，老陈在安检口前递给李玉兰一个纸箱。

“一点心意，别推辞。”

李玉兰接过，很轻。她低头看——是那箱剩下的康师傅泡面，还有十包没拆。

“这……太贵重了。”

“不贵重，就点吃的。”老陈拍拍箱子，“回去煮着吃，别让人看见。”

别让人看见。李玉兰懂了。这箱泡面是礼物，也是秘密，是连接两个世界的违禁品。

那天晚上，她在家煮了第一包康师傅。母亲看着那鲜艳的包装，嘴唇颤抖：“哪来的？”

“游客送的。”李玉兰说。

“要上交……”

“就一包。”李玉兰打断母亲，“妈，我们吃一次。”

水开了，她放下面饼，撒上调料包。香气弥漫开来，和黎明牌完全不同的、复杂的、奢华的香气。弟弟妹妹围过来，眼睛发亮。

李玉兰把面条分成四份，汤也分了。母亲的那份最多，她夹了一些给孩子们。一家人沉默地吃着，只有吸溜面条的声音。

吃完后，妹妹舔着碗边：“姐姐，这个面真好吃。以后还能吃吗？”

李玉兰看着空碗，汤底还剩一点红色的油花。她想起老陈说的话：“都是人，都得吃饭。”

“也许。”她说。

那天是李玉兰31岁生日。没有人记得，连她自己都差点忘了。但这包来自中国的泡面，这碗浓油赤酱的汤，成了她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而有些面条，确实比另一些面条更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