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思想

时间：2011年5月28日15:40—17:00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一楼学生广场

主题：谭其骧先生的学术思想

内容：

周振鹤：

我们第二场的座谈会现在开始，我想谭先生和在座的各位都是有很深的渊源，而且谭先生特点就是感人至深，所以说起谭先生很多人非常熟悉，而且我说一句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笑话，是谭先生跟我讲的。认识谭先生的人很多，谭先生认识的人也非常多，但是谭先生后来年纪比较大了，有时候见面少的人可能就会忘记，所以有时候到谭先生家里跟他座谈才知道这个人肯定是认识我跟我谈，但是谈半天他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且人家坐的时间越长，他越不敢问人家，这是他跟我讲的事。我现在也到了这个年纪了，我能体会到年纪大了可能会这样，所以现在在会场碰到很多年轻才俊，有时候知道他们都很优秀，有时候就喊不出来名字，请大家原谅一下。

我跟葛剑雄是1978年进复旦的，我们在医院里跟谭先生第一次见面，是谭先生对我们进行面试。最后一次也是在医院，记得那一天是1992年8月27日下午，我还在医院里面看到谭师不太舒服，大口大口喘气，后来好像平复一些了，就回到了家里。到子夜，已经是28日凌晨一点了，德睿世兄打电话给我，电话铃声一响我感觉有点不祥了。果然，世兄告诉我谭先生已经走了。我赶快叫一个车到医院去，谭先生已经离开我们而去。首尾见面告别都在医院里面，前面是在龙华医院，后面在华东医院。我这一生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看见完全健康的谭先生是什么样子。我听吴浩坤先生讲，谭先生年轻时候是非常活跃的人，踢毽子，跳什么障碍都是很自如的，大家知道谭先生也徒步考察了很多地方。从我们1978年进来到1992年离去，前后是15年，对我亲身教育很多，所以我想讲的东西很多，但是我希望在座的各位，有认识谭先生，跟谭先生相处，而且在谭先生指导下工作的很多人，我希望大家多谈谈自己跟谭先生交往所体现的学术思想。上一场是学术贡献，这一场是学术思想是分不开的，我想合起来讲问题也不大，现在看看哪一位先开头，等一下我自己有一些话也可以补充，谁先开始?

唐晓峰：

我最初见谭先生是在上海开全国的历史大会，也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我们三位历史学界、地理学界的泰斗，三位老先生，当然还有一位日本客人，那次在复旦开的会人气很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后来去松江参观，那是第一次见到谭先生。那次只是台上和台下望望人的风貌而已，后来的机会很难得，比较深刻地领会到谭先生关于历史地理学的一些总体性的看法。那是在1983年，那次我也很难得有机会，先参加周振鹤、葛剑雄两位博士的现场答辩，这是我一直吹牛的地方，这两位博士答辩是新中国的NO.1、NO.2,然后在座的委员有杨向奎，侯仁之、史念海和谭其骧三位老先生及陈桥驿，一排坐下来最边上的是我，他们葛剑雄、周振鹤在对面继续答辩，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如果照下来我就在最边上，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我当时带了一个质量很差的照相机，我把他们两个答辩的时候照下来了，照下来之后我把底片寄给了上海史地所，我后来问剑雄这个底版在哪里了，他也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照相了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那个照片就是绝版，而且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

那个照相机，那一卷胶卷其他的底版我都有，因为我们随后上了莫干山，以及包括后来去柳亚子的故居。因为谭先生是柳亚子的亲戚，开始不让进，一听说谭先生来了，马上泼水扫地，把我们这些人迎进去了。谭先生在当场还给柳亚子故居陈列馆题了字，当时谭先生题字的时候想不起来题什么合适，就问葛剑雄写一些什么字，剑雄说写高山仰止，谭先生提笔就写了，这个照片我有底版为证。所以这一卷胶卷，我们在座的史老师，我们都有在山上的照片，现在这个黄书上有一个大合影，照片里缺少一个重要的人物，缺葛剑雄，因为照片是他照的。那次最重要的谭先生主持的历史地图集整体的编撰体例，还有大的纲目。

所以这次讨论会实际上是谭先生把他对中国历史地理的重要内容，如果用历史地图的方式，充分地、系统地、完整地表现出来，应该做什么东西。所以不用说，这样一个讨论是非常重要的讨论，它确定了这本历史地图集整体内容的框架，在讨论的过程中，每一个问题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什么事情和什么事情不一样，在概念上如何有区别，这个题目难在什么地方，那个题目容易在什么地方，所以点点滴滴，大大小小，整个过了一遍。我们可以想象像谭先生这样一个极高水平的学者，把整个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体的框架性、纲要性的，他的思路一点一点地讲述出来，然后确定为地图集的编纂的纲目，可以想象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所以我作为一个小字辈那次听了谭先生的每一段讲话都是受益匪浅，也面对面地看到谭先生的惊人的记忆力、非常敏锐的思想、极为清晰的概念意识。所以这次讨论，大家忽然说得乱的时候，谭先生马上加进来这个问题其他不要讲，只讲这个地方，马上指出要害。这次讨论机会很难得，并且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的确感受到谭先生这么伟大的学者他学术的风格和学术的水平是什么样的。后来，莫干山会议之后，我们一路参观柳亚子的故乡，这一路上都给谭先生照了照片，特别在柳亚子故居，好像当时就带了一个低水平的照相机。谭先生后来说很希望看到柳亚子故居照片照得什么样子，他还是很在意的，因为柳亚子是他母亲的一个亲属。

那一路游览下来，也非常有意思，那次是一次面对面在具体问题的讨论当中，你再来看，当大家对问题讨论到很热烈，也很混乱的时候，谭先生怎么进来把大家的思路整理清晰，这样回合几次下来，你学术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对研究对象的理解力，现场就得到纠正，现场就得到提升，所以我觉得这次经验是终身难忘的，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是谭先生讲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在对谭先生的总结里面，不是每一篇评论都提到的，我想提一下在《长水粹编》文集里面我记得第一篇文章，是讲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古代的边疆。我觉得这篇东西是谭先生应翁独健先生的邀请，翁先生请谭先生来讲讲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很多学者里面谈论不多，中国的边疆这么复杂，翁先生问谭先生，你在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时候怎么对边疆的地方进行标注，算中国还是不算中国，忽大忽小，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有一个疆域，古代的疆域和它有很大的变化，民族有很多复杂变化，在各个不同时期怎么处理，谁算中国的，谁不算中国的，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把事情搞清楚了，知道这个地方是谁的，叫什么名字，但是随后这个地方算不算中国的领土?为什么算中国的领土?怎么处理这样一个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今天看这八本图的时候很简单，看边疆地区很简单一看边疆这么画，这些线条是怎么画出来的，实际上背后都有一个认识、评价、判断，一个复杂的思索过程，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把他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做了一些非常细致的讲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不但有历史上的学术价值，还有现在所面对的很多边疆问题，到底我们怎么样去论证这些问题，我觉得谭先生指出了一个大方向，但是我感觉在我们国家外交部里用一种很落后的方式的表达，叫“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自古以来”这句话很不精确，按照谭先生那种细细分辨的思路，把每一个地方进行论证，就会把这个问题的水平提到更高。所以在边疆的问题上，谭先生的学术思想，这样一种眼光，这样提出来的一种原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学习，向前发展和推进的，谭先生这方面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长水粹编》的时候也是把这个放在第一篇，这篇的确很有分量，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经验，反思谭先生治学思想的时候所想到的这几个方面，谢谢大家。

周振鹤：

刚才漏掉一个重要环节，现在把各位嘉宾介绍一下，刚才发言的这位嘉宾跟我们同一届的、不同门的研究生，他是侯仁之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唐晓峰。

坐在第一位的是彰化师范大学陈文豪教授，他是特意来参加这个会的，我们向他表示感谢。第三位是高松凡先生，原来是中科院地理所的，他也是侯先生的学生，我隔壁这位辛德勇跟我比起来像两代人，但是跟我是一代，他比我小整整18岁，但是和我们是一辈人，他是史念海先生的学生，现在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原来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这位是胡阿祥，也是我们地理研究所培养出来的研究生。那位是我的老师辈赵永复先生。这一位也是我们的老师辈，是胡菊兴先生，这位是我师弟王妙发，现在在日本和歌山大学当教授，他们夫妻俩都很厉害，都在日本当教授，他太太很年轻，现在也是教授，女教授在日本也不容易当的，都很不错。现在看哪一位嘉宾再接着讲。

胡阿祥：

我非常简单说几句，在座我是辈分最小的、年龄最小的，所以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代表晚辈说几句，我感到非常惶恐。我1980—1987年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总共七年的时间，我们这一届可能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1980年我们这一届的历史地理专业的本科生是“文革”以后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当时历史系我们那一届71位同学，历史地理专业是31位，历史专业是40位，我们那一届经历了很多次历史地理所的一些过程。1980年—1984年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比如说葛剑雄先生、周振鹤先生博士学位的授予仪式我们有幸参与的，在数学系的礼堂里，当时看到好羡慕，但是周先生真的非常帅，底下迷倒一片，包括我们班上的同学。后来一九九几年的时候我请周先生到南京大学，给南京大学地名班的学生上课，当时又迷倒一片，什么时候像周先生这样有魅力就好了。

我们经历过在上海召开的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好像是1982年，那次会议我很有幸，安排我全程陪护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我后来到南京大学，在想是不是有冥冥之中的东西在里面。韩先生的学问我一点也不懂的，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韩先生的手非常温柔，学者的手怎么这么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包括历史地理研究所的成立，我们都经历了。在我们本科阶段没有机会听谭先生给我们上课，印象中谭先生给我们开过几次讲座。我后来查我一本书前言里面写到，谭先生回忆和顾颉刚先生，当时他们成立禹贡学会的时候，谭先生对我们刚入校的大学生说书生要报国，写文章不仅要考据，而且要有义理和经世。我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文章讲究考据、辞章、义理，这与谭先生的意思非常吻合，所以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到了1984年，我们那一届历史地理后来招研究生，我印象当中那届名额不少，好像历史地理的硕士生名额是七个名额，全国报考的好像有二十多位，最后只收了两位，后来所里老师他们说宁可要质量，宁可少一点人。

在研究生的三年过程当中和谭先生接触的机会比较多了，每个学期大概有两三次会和师兄弟去谭先生在淮海中路的寓所。一般去都是下午三点以后，因为三点之前谭先生是休息的，所以留下了很多印象。在读硕士生阶段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我在《历史地理》上发的一个小札记，解释商周江淮之间一个小部族的，叫舒，这是我在《历史地理》上发的第一篇小东西。为这篇东西，淮海中路的寓所前后去了三趟，最后发出来的大概七八百字，最后知道做学问，每个字要很讲究，不仅画图要讲究，而且做东西本身要讲究，写文章也要讲究。在硕士生阶段另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当时我的那场论文答辩，后来王振忠兄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叫《长水悠悠》回忆了这场答辩，我在提交会议的小文章中间也写了一段，这场答辩王振忠兄写的是答辩的严格，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东西，谭先生非常宽容。我那次答辩之后日记里面记载我小便了十几次，一紧张小便就会多，中间一出去休息就小便，非常紧张。规定每位先生要提五个实质性的问题，这些体现了谭先生的严格。但是谭先生真的对学生有时也很宽容，论文答辩完了以后谭先生给了我三张纸，写得满满三张纸，题目叫《与胡阿祥论双头州郡》,我回宿舍看了以后身上淌虚汗。如果把那三页纸的问题问我，那会让我非常难堪。我那时候年轻气盛，我回忆到跟邹逸麟先生甚至跟谭先生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后来我导师吴应寿先生对我使眼色，你不能这么顶下去，我好像有点败下阵来，说以后再讨论。我到南京大学以后，请教过谭先生一些问题，每次我到上海看望谭先生，进门几句话一说，谭先生就问，阿祥，你的论文观点有没有改变。我那时候早已经不做这个东西了，每次问都不好意思，五六年了还记得这个问题，我已经不搞这个东西了，这就是先生对学问挂在心里。先生除了认真以外，他的宽容，他对学问的执著,对晚辈的提携让人非常感动，虽然我的硕士论文存在大量的问题，但谭先生最后的评价是很高的，而且告诉我的导师让我承担了历代正史地理志汇释中间的两部，《宋书州郡志》和《南齐书州郡志》,并且建议在这个国家历史大地图中间专门设侨州郡县的图。先生这个安排，决定了我到南京大学，我是1987年去的，这当中我做的20多年工作是在先生的指导、提携下做下来的。我这个年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40多岁复旦大学的本科生，先生对我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像风像雨一样的影响。先生不仅学问像高山一样苍苍，而且他教书，作为教师的品格也很高，所以先生的学问，道德文章真的是山高水长，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永远的学习，谢谢。

王妙发：

刚才师兄介绍我和我太太，有点介绍到外头去了，但也确实有点关系。谭先生临终前大概几个月，我太太回来替我看谭先生，那时候谭先生已经病重了，不大能说话了，但认出了我太太。我太太回来给我讲，当时谭先生泪流满面，先生不在了，这是过去的事了。

第二场是讲思想，我讲三句话。一句话在座的可能听说过，谭先生若干次讲过，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还没有成立，把这门学科建成还需要下很大功夫，做很多努力。与这相关那时候没工作的时候，我记得邹逸麟老师给我讲过，当然其他老师也有这个想法，希望谭先生把中国历史地理学概论尽早写出来，邹逸麟老师跟我讲，我不同的场合跟先生说过，提过好几次，几次都没有正面回答我。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可能在外地开会的时候晚上说话的时候，他回答我这本书可能是不写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说写就能写的，再多说没有必要，因为大家现在知道要严谨，这个历史地理学概论不是那么好写的。要写的话，要花很多的时间和功夫，实际上恐怕是很难动手的，要交给我们后面的一代。这个话我后来回来跟邹老师汇报过的，谈到过这个事情，我讲三个角度联系在一起是相关的。

第二个是《长水集》里有“文章千秋事”,我们日常在一起的时候，不时有这样的议论，无一字无出处当然就是不用说了，还有一句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在悼念胡道静先生的文章里面先生讲过，“战士死疆场，学者终书房”。学者终书房这样一句话，我提的三句话相关的，无非是一个严谨。

我们这个行当的朴实，中国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当时没有完全，今天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起码做了很多了。本来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过来的，引进了西方现代地理学的东西，文化地理等不太多，各方面不多，学科完整确实需要下功夫。同时跟我个人有关的也是学术思想的问题，我是考古学出身的，刚刚来的时候大概历史系有两位，一位是袁樾方老师，一位是张鸣环老师，可能我是第三个到的，我本科在吉林大学考古学来的。然后跟先生讨论硕士论文的时候，你们可能看到我的文章用了很多考古资料，可能对谭先生来说比较新，因为此前用的文献资料比较多。从这件开始我就想，慢慢地到今天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是否已经完成相关。今天考古地理学不止有人做，而且做得不错，有一篇论文还是全国百篇优秀论文，长江下游考古地理学。我上面从三个角度讲，中国地理历史学，我想说非常地有成就了，从不同的角度体会了。我们不必说人家做得不好，起码在我们的学科里面这个文章应该怎么写，有一个传统，不能乱写文章。还有就是一个人嘛，严谨、朴实、宽容的，加在一起，落地有声的。我讲完了，谢谢。

胡菊兴：

我是1953年进复旦大学的，除了王文楚老师之外，我1954年就听谭先生的课，对谭先生的讲授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谭先生讲的“中国通史”,从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听课笔记，我都保存到现在。谭先生讲课的时候非常悠闲、潇洒，开始的时候穿一件长衫，拿一个大的烟斗，讲课的形象非常好啊!

原来我对历史地理这门学科是一窍不通，1957年做研究生以后一直跟谭先生36年，加上四年的大学本科差不多跟谭先生40年了。这期间在谭先生的指导下，做了几件事情，一是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前后二十余年，为完成这部巨著出了微薄之力。二是完成了《肇域志》的点校整理，前后十几年，也是在谭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第三是我担任了“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课的教学。这一门课，谭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教的，在1978年分派我给历史系的本科生上这门课，那时候我很紧张，所以从准备提纲到教授内容，我都请谭先生指导，觉得这门课担子不轻。但想到谭先生上课的形象，我想谭先生这么悠闲，我为什么这么紧张，有时我临上课以前脑子里一片空白，想怎么办?但到上课时还是能一点一点吐出来。这是我随谭先生在编中国历史地图中，我学习到了一点东西，因为“中国历史地理概论”这门课，需要对整个中国东南西北形势、地理位置和行政制度，心里都很熟悉。所以那时候我虽然眼睛不好，但可以不看讲稿，从头到尾，把这门课讲解清楚，并得到好评。因而两次获得80年代复旦大学教学优秀奖。这些都应该归功于谭先生的教导。

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学出来，谭先生手把手教我们。我想现在的同志们工作学习的条件比我们那时候更好，有这么多老师指导。另外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从1957年考上研究生要下乡劳动锻炼一年多，四清运动又要下乡，平时劳动运动不断，“文化大革命”时就不多谈了。现在你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好好进行学习、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各种条件都非常好。我就随便谈这些，希望大家为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做出更大的成就。

周源和：

我是次要发言，纪念一代宗师谭其骧先生，因为是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完整。我是1960年从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毕业，分配到复旦大学地理历史研究室谭其骧先生名下，从事历史地理学的工作、研究、教学。经历了50年，经历了的沧桑，人生的历练，亲眼看到谭其骧先生学术思想，学术队伍辉煌壮大。现在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又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今天来自国内外的历史地理学者汇集在复旦大学校园内，隆重举行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谭先生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他的治学素养、为人风范堪称楷模。最明显的实例是追随谭先生的学术队伍是一支科研攻坚卓有成就的队伍，而不是夸夸其谈的队伍。这就是谭先生为人治学的风范，深深地渗透和规范他的学术队伍，也是谭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

我衷心地讲一代宗师，50年代当吴晗先生跟毛主席谈起提出重编改绘，谭先生马上被提为主编的位置，足见谭先生在历史、地理考证方面的权威地位。经过50年代谭先生带领邹逸麟、王文楚等学长改编探索，到1958年又派了十多名复旦历史系的学生，先后从华东师大、中山大学、西安大学抽调了近十名地理学毕业生参加工作，这些历史地理混合编队，混合建制，并且建成历史地理研究室，并且在1960年筹建了历史地理专业，广开教育网络，教导历史地理专才，像牟元珪先生、杨正泰先生和傅林祥先生都是60年代和80年代经历历史、地理专业严格训练而成的专才。谭其骧主编了历史地图，看来是一份分布不同政区名称，同时要分布不同区别的州、县及各种地名。但是编制过历史地图的老师、朋友，都体会到历史地图是一项非常深奥的系统工程。一个时代过去了，而同一个地名又会在不同的地方出现，地名的一个自然和社会变迁，和历史背景的深刻研究。历史地图必然要表示山川、河流和名胜古迹的标识，历史上黄河从地面河到悬河的发展，黄河的七次大改道，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形成，中国海岸线的变迁，云梦泽的面貌和都江堰的形成，各个时代都有名称的勾勒，谭先生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都一一解决了。最奇妙的是这是两千年前的西域三十六国的表达，它们的位置相互关系，谭先生参与了蛮多的实践，并参照当地的地理环境都一一表达出来，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地图要标注的东西太多了。

周振鹤：

刚才周源和老师做了一个很漂亮的插曲，当然如果每个人把自己的论文念一遍，我们几天几夜都开不完，所以我们还是摘比较重要的谭先生的嘉言懿行，他有时候不是对所有人讲的，不是对所有人做的报告，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等一会我会讲一些，有一些话很特别，大家可能不会想到谭先生会讲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先请赵老师，赵老师是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师，老先生当中他的研究《水经注》非常深刻，我觉得应当提倡做《水经注》的本体研究。《水经注》的版本研究基本上已经完成，赵、戴公案基本上也已经弄清楚，但是对于《水经注》本身的研究还差很多，还没有开始。现在像李晓杰老师领导《水经注》的班，发现《水经注》有很多错简。我曾经写过一篇很小的文章是写《水经注》的错简，谭先生一看很高兴，马上发在《历史地理》创刊号上面，其实我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应该算是《水经注》本体研究的一项。后来邹逸麟先生又招了一个学生，叫石超艺，她也发现比我更多的《水经注》里的错简。现在李晓杰领导一个小组，在读《水经注》,他们就读出很多问题来，所以不是普通的读书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像这些东西如果谭先生在，真的会非常高兴，因为历史地理的天地非常之宽。曾经有位搞断代史的老师问我说：“周老师你们出博士论文的题目到底还有没有题目可以出?”我说当然有，我们空间很大，他说，“我这个断代史没有题目可出了，都做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历史地理空白点非常多，《水经注》就是其中一个。我这里要引出赵先生的话，不一定讲《水经注》,赵先生研究非常深刻，还有张修桂先生本来要来，他因为华师大博士论文答辩，所以没来，他的《水经注》研究也非常好。我有一个年轻的学生，他已经毕业出去了，也对《水经注》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请赵老师继续讲。

赵永复：

我事前没什么准备，讲得可能不一定正确。纪念谭先生，我想首先要学习他的治学态度，要多读书，打好扎实的学术基础。谭先生对历史十分熟悉，举一个例子，有一次闲谈中，他讲到三国时期的某次事件(可能是赤壁大战，已忘了),先生都能随口一一说出当时参与者(如周瑜等)的年龄，给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果要我查资料，恐怕一时也难以查出来。又如先生是历史地理专家，对历史地理各方面都很熟悉，但是边区研究，牵涉各种外文资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这是弱项，但是正因为他有广博的历史地理知识，也能提纲挈领，提出、分析或解决问题。

谭先生主张学术上要有创新精神，不固囿旧说，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创新应建立在大量的资料基础上，也就是说话要有根据，实事求是，不为创新而创新。

尹钧科：

我第一次认识谭先生是1979年，当时谭先生到北京开会，由葛剑雄陪同，住在北京建国门内那个招待所。侯先生就带着我去拜见谭先生，那是我第一次见谭先生。见到谭先生，就感到谭先生非常精明，非常强大，非常权威的一个学者，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读谭先生第一篇文章是《新莽职方考》,那是1965年我考研究生的时候读的谭先生这篇文章。谭先生这篇文章对我的影响一直很大，因为后来我对北京地区的建置沿革做了比较多的研究，搞得比较熟，与谭先生这篇文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另外关于谭先生的学术思想、谭先生的学术成就，好多老先生都谈了好多了，我想借这个机会公布一封谭先生写给侯先生的信，通过这封信完全可以看到老一辈学者他们之间的友情、他们的学术思想、他们之间的态度。

谭先生这封信是1988年11月5号写给侯先生的。1988年《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之后，侯先生就送给谭先生一部《北京历史地图集》,谭先生收到这部图集之后于是写了这封信给侯先生。谭先生信是这么写的：

“仁之同志，承惠赠《北京历史地图集》一册，内附大札一封，于10月29日辗转递到。(弟未去安阳，此册乃由苏天钧同志交由上海唯一到会的上海历史研究所吕静同志带沪，亲自送到舍间。)连日翻阅一过，深感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制之精美，皆属上上乘，诚足为历史地图之表率。唯实地考察至五十余次之多，行程达五千公里，其他省市恐无力效法耳。……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还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楷模也。后记提出存疑之处若干点尤可征编者之严肃谨慎，虚怀若谷。弟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后记中曾指出缺点几处，自以为此乃治学者应有之态度，不意竟遭人反对，主张删除。……翻阅时发现几点可能是由于我不了解编例因而置疑处，可能是编制时的疏略，兹录出供参考……”

最后是日期1988年11月5号。谭先生这封信我留了一个复印本，就贴在我那个《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后面，我觉得这封信非常重要，它深刻地反映了老一辈学者之间深厚的友情，也清楚反映了谭先生虚怀若谷的高贵品质，更重要的是反映了谭先生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治学作风。因为谭先生在后面提出的几个问题，都是《北京历史地图集》大图一百幅当中小图的问题，这次我们修订的时候谭先生意见都一一落实了，但是谭先生都是大图附的小图的问题，谭先生都一一指出来，所以谭先生一直这么治学，充分反映了谭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治学作风，所以非常值得我们后辈好好的学习。我就说这么多，说得不一定对。

陈文豪：

周教授、吴所长，还有在座的各位贵宾大家好。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请我来参加纪念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把我安排在这里谈谭先生的学术思想，我想我不敢谈谭先生的学术思想，不过可以谈一个，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会议的理由。事实上，谭先生的影响对台湾的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是有关系的。

按照个人的理解，台湾是没有历史地理专业，但是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一样是有地理系跟历史系的，地理系是台湾师大地理系那一批人为主。因为台湾师大早期是史地系，沙学浚曾经当过系主任，后来史地系分家。史地分家后，地理系有部分继续从事历史地理研究，例如著名的台湾历史地理专家施添福先生刚好就是台湾师大史地系最后一届学生。沙学浚抗战时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台湾师大地理系的贺忠儒教授也是浙大校友，所以台师大地理系的历史地理研究和浙江大学是有一定的关系。另外为历史学界所做的历史地理研究，当然严耕望先生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严先生长期在香港工作，虽然对台湾的历史地理学界有一些影响，但是毕竟还是在香港。台湾历史学界做历史地理研究比较多的是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因为我们的老师王恢教授的关系，所以受王先生的影响。其实中国文化大学的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先生有关。张创办人是原浙江大学的史地系系主任。1949年以后有一批浙大史地系的毕业生到台湾，张其昀创办文化大学以后，这批原来浙大史地系的学生协助张其昀先生在文化大学办学。其中在史学系的有宋晞先生、程光裕先生，地理系的著名的徐盛谟先生等。后来在张其昀先生策划下，请程光裕先生和徐盛谟先生主编了一部《中国历史地图》,有上下两册。

程光裕先生在浙大的时候就曾经受业于谭先生，所以我们来开会之前，程先生写了信，希望今天的盛会我们应该有人来出席，这是我今天来这里的一个目的。我们七年前办历史研究所，主要发展的重点就是历史地理，这也是台湾第一个标榜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研究所，这是我们发展的概况。当然我们的历史比不上复旦大学、陕西师大、北京大学这些已经有多年历史的历史地理研究所。但从张其昀先生、程光裕先生的关系上看，不容否认，我们的发展也是受到谭先生的一些无形中的影响，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继续得到大陆历史地理学界前辈的指导。

如果说谭先生对我个人有什么影响的话，是谭先生的买书及读书。我喜欢收集图书，在读谭先生日记的时候，最喜欢看的是谭先生买了什么书、读了什么书。给我的感受是，作为一代宗师，他不仅辛勤地读书，而且读书的范围很广。所以说给我的启示是读书应该要广泛，从谭先生的日记我就有深深的感受。这是我简单的发言，谢谢。

高松凡：

我坐在这个地方诚惶诚恐。我是见谭先生最少的，只见过谭先生一面，所以坐在这里很惭愧，但也很荣幸。我感觉自己沾了侯先生的光，因为国内谭、侯、史，三个老先生的友谊把我们第二代的学生也连在一起，每到外边说，也自认为是谭先生的学生。所以我是既惶恐又荣幸，这是现在的心情。

见谭先生一面是在1983年的时候，当时谭先生在北京开会，住国谊宾馆，是国务院下面的一个招待所，剑雄和谭先生一起去北京开会。当时晓峰就带着我去看看谭先生，就在宾馆拜会谭先生，谭先生当时身体不是很好，坐在床上，他可能是背腰有一些问题，见了面马上起来，和我们聊。问我哪的人?我说贵州人，贵州铜仁。谭先生说，我们吴应寿就是贵州铜仁的，你们老乡啊。我说是啊，没见过吴先生。后来想去复旦见一见吴先生，不过我一直没到复旦大学来过。然后谭先生问我现在做了什么。我说，去年，前不久去了嘉兴，参加城市规划，在搞嘉兴的历史地理，我简单介绍了情况，我说谭先生就是嘉兴人啊。谭先生说是。谭先生鼓励我好好搞。我说一定请谭先生指教，但是文案写出来后，一直没有给谭先生看，有两万多字；也没有投稿，改行了，好像自己改行地理期刊编辑后就不写文章了，但还有一点联系的。还有一件有联系的方面就是说，刚才我问尹钧科有没有谭先生给你签名的东西，他说他没有，我说我有，是在《长水集》里写的：“松凡同志指正，谭其骧”。我很光荣，我有谭先生亲笔字，一直留着，可以常看看。

还有一个，刚才晓峰同志说参加莫干山的会，搞中国历史大地图，大地图有城市图组，由侯先生负责，当时晓峰协助了侯先生负责这个城市图组，晓峰去美国以后由孝聪来直接负责，协助侯先生来负责抓这个事，给我分配了一个任务，就是编绘明代大同府城图，我也查了资料，最后完成由谭先生签字，就是同意通过了，可以做出版的准备了。所以我在这三点上和谭先生有联系。虽然和谭先生没有很多直接联系，但是谭先生的文章、谭先生的书都是我永远会看下去的。

还有.谭先生在学术思想的贡献上，看了许多总结谭先生的学术贡献，我感觉有一点好像没讲透。因为我们是跟侯先生搞历史城市地理比较多，但讲城市历史地理，对谭先生这方面总觉得避开了似的。我想谭先生在城市地理方面贡献怎么样?为什么不提一提呢?当时一看，谭先生关于浙江地区的开发、城市的设置，我想这不就是城市历史地理吗?不就是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吗?对七大古都的论述、对杭州的论述，都和城市地理有关，这一方面还是要强调一下。谭先生写浙江的问题很早了，在40年代那时候已经写了，并不是解放后写的。其他学者当时还没有直接讲区域城市的分布，只是单个城市的研究情况。但谭先生对区域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城市的演变研究工作已经开始了。

还有一点，我现在搞《地理研究》编辑，原想在《地理研究》是不是搞一个“地理评论”,引起学术争论，但是争论不起来。当时谭先生和顾先生的争论，谭先生的作风传下来，包括剑雄、吴松弟、曹树基、张伟然好多都是进行争鸣辩论。就是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同时也批评一些不良的学风。在做学问方面给予什么启迪，怎么做学问，怎么写文章。在这一方面现代地理学界做得还是不够的，复旦大学在百家争鸣方面能够树立好的传统，这点发扬下来了，也值得我们现代地理学界方面，要认真地学习一下。讲这些体会，谢谢大家。

辛德勇：

我简单谈两句，刚才周振鹤先生说我比他小18岁，周振鹤先生一直对我很提携的，我们是以学术出道，出道晚得多，而且在学术上相差不是一辈，晚有晚的坏处，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谭先生，我没有太多的机会亲自领受谭先生的教诲，见面的次数比高松凡先生多一两次，但是我战战兢兢的，自己没有敢提任何问题。所以在这里谈的没有更多和谭先生直接接触的感受，我只能简单谈一下我对谭其骧学术，自己多年的敬仰和学习过程中的一点想法。

我自己理解谭其骧先生在学术精神上对我影响是最大的，我们说的“实事求是”四个字。我自己感觉谭其骧先生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继承清代乾嘉学术这样一种基本学术精神和方法做的研究，那这一方面我自己感触比较深的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管在什么环境下，能够坚持以学术为基本准则，能够实事求是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些像我们做历史的涉及边界问题，当时在中国的南海问题那么紧张的时候，谭先生对万里长沙这些的考证一直坚持从学术角度看，实事求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这一点我理解是很突出的。我自己切身感触有一点，具体的和谭先生接触的就是关于徐霞客研究的方面。我在博士毕业的时候写过一篇小文章，谈徐霞客发现长江源的问题，我看书看到明代的一些文献，所谓徐霞客发现长江源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当时文章写了以后史念海先生看，史先生看了说我的观点和谭先生观点不太一样，所以文章不太合适，不该发表。但是实际上我和谭先生的学术精神基本上一样的，因为谭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谈徐霞客的学术贡献，徐霞客有五大学术贡献谭先生在那篇文章里给否定掉了三项，其中剩下两项一个是对西南石灰岩地貌的考察，另一项是关于长江源的认识，可能史念海先生的顾虑是谭先生研究过的，但谭先生没有谈，我谈了，谭先生是不是不太高兴，我想史先生的顾虑是这样的。我也是年轻，想一想没跟史念海先生打招呼就跟谭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的文章附在里面请教谭先生。当然我们学术界也有一些人自己做的东西，别人再来做就不高兴，心胸小的人会这样想，特别是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费了很多精力，结果我没发现，被你发现了，也会有人不高兴。谭先生看到我的文章非常高兴，因为谭先生不喜欢徐霞客，我也不喜欢徐霞客，这一点很相同，第二点，谭先生赞同我的观点，就是谭先生觉得我把徐霞客的伟大贡献又否定掉一个，谭先生感觉更高兴。谭先生就鼓励说史念海先生觉得不合适的话，那就在《历史地理》上发吧。

后来是因为我到桂林开一个会，为了当敲门砖，我没有去过桂林，桂林那边在歌颂徐霞客，就把这篇文章当敲门砖去开了个会，所以没有发在《历史地理》上。

谭先生为这件事情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写信的时候就突出强调一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点，做学术研究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的东西才有研究价值。谭先生给我写这封信是我跟谭先生就具体问题比较尽力的一次学术联系和接触，这封信对我后来鼓舞很大，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在谭先生去世之后，学界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发生了很多变化，有很多问题我们在座的都很清楚，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就在这样变。很多朋友把这个问题归咎于我们国家的体制，社会的体制，当然这点我不否认，但是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有一个学者个人坚持的问题。谭其骧在民国时期，在1949年之后，在很多情况下，他也是做出了不同于其他人的坚持。今天上午谭先生的女儿在大会提到了，在民国时期很多和家庭和个人有切身利益的东西，谭先生为了自己的学术坚持做到了。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做得非常理想，但是谭先生这封信对我很大的鼓励，就是说我尽可能在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多做一些坚持，多做一点是一点，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谭先生在实事求是做研究这方面，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术很多东西，敢于向一些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困难问题发出挑战，我们读谭先生绝大多数的学术研究文章都有这个特点。我们做研究有很多问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有一些问题是历经历代学者研究的，做这些问题需要很大的勇气，它可能失败，可能做出来之后之所以难以解决，它是不容易一下马上得到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是需要有人挑战这些问题，把它推向深入。谭其骧先生很多重要的研究，我理解都有这样的特征，包括谭先生自己很多重要的研究，我理解都有这样的特征，包括谭其骧先生自己觉得从研究的方法、问题、选题都比较新的，像对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阐释，这个问题研究的方法上、角度上都是有全新现代地理学视野，但是就这个问题本身和谭先生研究的绝大多数重大问题一样，它也是历代学者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引出来，涉及最直接的就是清代康熙年间胡渭的《禹贡锥指》,到晚一点的，到道光年间的魏源等等，这一些清代学者相关问题的研究。谭其骧先生面对众多有巨大困难的、有很多人做过的研究，总是敢于迎难而上，为学术界解决这些关键的问题，这是一个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我感觉比较深的是，一个学者从他年轻时候的成长，到他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名望，到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情况。一个人一开始年轻的时候会更多地注意自己比较谦虚、比较谨慎、比较注意，到一定年龄之后，特别是在地位的取得的同时，每个人的精力也在衰减，我们看到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作风，我不想说别人的做法不好，但是我个人更愿意敬仰谭先生的做法。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注意到谭先生到晚年，因为他两次中风以后，身体越来越不好，不可能做大的研究，但谭先生写了几篇小的札记都是非常实际、非常具体的，而且实际上看很小的题目都是谭先生多年关心的地理历史学中的问题，但是没有空话。包括一些谭先生晚年的时候，有时候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各地请他临时讲一些话，我没有看到谭其骧先生一篇空洞无物的讲话，每一篇都有内容，这一点我很敬仰谭其骧先生，我想这是我应该努力做到的，我们尽量学习，能做就花功夫做点实实在在的，不能做就不要乱讲话。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周振鹤：

时间已经超过了，但是每个嘉宾都讲得很精彩，我自己也必须讲两句，只能耽误大家几分钟。因为事情实在太多了，十五年要讲的太多了，我只讲三点。

上午剑雄兄也说了，他来考研究生不知道历史地理为何物，这跟我也是一样，我也不知道历史地理为何物，但他还知道谭其骧先生是有名的教授，这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是工科出身的，简直就是糊里糊涂，误打误撞进了谭先生的门下，所以我的感受非常之深。头一点感受就是谭先生教我们很奇怪，他就把我们当会者来教，不从ABC讲起，这是我觉得非常奇怪的，不讲最粗浅的东西，不久就讲《水经注》,这个我印象深刻得不得了，这使我觉得这种教法非常特别，当你是会者。西方有一个物理学家叫法拉第，法拉第说，他是这样的，把所有群众都当成是没有知识的，一切从头讲起，但谭先生是当我们懂的来教，所以我们提高很快，所以我觉得谭先生是一个特别的教法，这是一点。

第二点，谭先生给我印象很深的学以求真，这一点我在王国维身上看到了，在章太炎身上也看到了，又在谭先生身上看到了。就是学术以求真为最高境界，哪怕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也是先求真。那么这例子有很多，不能因为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就来迁就这个非真实的历史，这是不可以的，谭先生的例子非常明显，这使我敬佩。

第三点，谭先生对自己真是有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应该让我们学习，而且更应该让比我们更年轻的人学习。为什么呢?1980年谭先生当选为学部委员的时候，那时候在他家里我就向他表示祝贺，谭先生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学部委员里旧浙大的人多，浙大的人多，所以认识我的人多。”说到这一句话为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认识我的人多，所以选我的人也多，所以我当了学部委员，有谁敢讲这样的话?有谁肯讲这样的话?真的只有我的老师肯讲这样的话，敢讲这样的话。我后来又回想，真正有学术底气的人才敢这样讲，就是有学术底气。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没有学术，他也可以写出几十本书来，已经不稀奇了，三个月写一篇文章是很奢侈的，三个月应该写一本书。所以这个谭先生给我教育非常之深刻，人应该怎么样看自己?还有最后一点，谭先生看重学生，师生的关系他很看重，有一次很小的一个事，我写文章的时候曾经用过谭其骧教授这样的称呼，他看了之后马上说我们有这个关系(即师生关系),所以你写文章说到我不能用教授，所以从此之后我只讲先生。所以谭先生是非常重视师生关系的，这就是师视生犹子，老师看学生像儿子一样，儿子应该怎么看自己的老师?自己心里应该清楚。

谭先生认为自己不善字不善诗，到我50岁的时候，他自己提出来要给我题一幅字，问我写什么内容?我就跟谭先生说我很喜欢读辛弃疾的词，我特别喜欢那一句：“我见青山多妩媚。”谭先生马上就接着背下去：“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们师生两个相对而笑，他就写下了这个送给我。我真是非常感动，一想起这个事剑雄兄没有这个运气，如果剑雄兄到50岁我相信谭先生也一定会送他一幅字，可是剑雄没有等到50岁谭先生就去世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谭先生对我们真的是跟父亲一样，所以我想起来非常感动，时间也到了，我想讲的也就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