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购拼团“涉黄”，罪与非罪的关键在哪里？

代购中“代买转寄”的操作特性与拼团中“集单合运”的组织形式，使得案件在主观目的认定、行为性质划分等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走私方式的复杂情态。深入剖析代购与拼团模式的运作机理，结合刑法规范与司法解释精神，梳理此类案件的辩护要点与裁判逻辑，对于准确界定罪与非罪、厘清责任边界具有重要实务价值。

一、淫秽物品的司法认定边界

淫秽物品的认定是走私淫秽物品罪案件审理的前置性问题，也是控辩双方争议的核心焦点。在代购、拼团场景中，涉案物品多为境外出版物、影像制品等，其内容评价往往受文化差异、价值观念影响，认定难度显著高于传统淫秽物品。

根据法律规范的核心要义，淫秽物品需同时具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与“诲淫性”双重属性，且需排除艺术价值与科学价值的例外情形。这一界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化为三个层面的审查维度，辩护工作可据此展开针对性抗辩。

首先，应审查物品的整体性评价是否符合淫秽物品的本质特征。法律意义上的淫秽物品认定强调对物品整体内容的把握，而非仅依据局部色情内容片段下结论。新闻出版署相关规定明确指出，需从整体上判断物品是否“宣扬淫秽行为，挑动人们的性欲，足以导致普通人腐化堕落”。在代购境外漫画、画册等物品的案件中，若物品虽含少量情爱描写，但整体主旨在于讲述故事、表达情感或展现艺术创作，并未以诲淫为核心目的，则可据此抗辩其不具备淫秽物品的本质属性。

其次，需精准适用排除性规定作为辩护依据。法律明确将“有关人体生理、医学知识的科学著作”与“包含有色情内容的有艺术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排除在淫秽物品范畴之外。实践中，部分代购的境外医学教材、艺术画册可能因涉及人体解剖图、古典绘画等内容被误认，此时可通过举证物品的科学研究价值或艺术鉴赏价值，结合专业机构的鉴定意见，否定其淫秽物品属性。尤其对于具有明确学术出版背景、获得专业领域认可的物品，这一抗辩路径更具说服力。

最后，应质疑淫秽物品鉴定程序的合法性与结论的科学性。鉴定意见作为认定物品性质的关键证据，其形成过程需符合法定规范。辩护中可重点审查鉴定机构的资质是否适格、鉴定人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鉴定标准是否明确具体。实践中，部分鉴定仅依据内容片段作出判断，未充分考量文化背景差异与物品整体属性，此类鉴定意见的客观性存疑，可依法申请重新鉴定或要求鉴定人出庭说明。

二、牟利与传播意图的司法推定解构

“以牟利或者传播为目的”是走私淫秽物品罪的主观超过要素，也是区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的关键界限。代购、拼团模式中，行为人常以“代收差价”“自用拼单”等为由否认犯罪目的，如何破解司法实践中的目的推定，是辩护工作的重要切入点。

司法实践中对主观目的的认定多采用间接证据推定模式，其核心依据是涉案物品的数量、行为人获利方式及行为前置准备等客观事实。但在代购、拼团场景下，这些推定依据的合理性面临多重挑战，辩护中可从三个维度进行解构。

其一，针对“牟利目的”的抗辩需厘清费用性质与获利实质。牟利目的的核心在于通过走私淫秽物品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代购模式中常见的“差价收取”与拼团中的“费用分摊”并非当然等同于牟利。若能举证证明所收费用仅为境外采购成本、物流费用的合理结算，未超出正常服务报酬范畴，且无证据表明行为人存在加价销售、层层分销等获利行为，则可否定牟利目的的存在。尤其对于拼团组织者而言，若其仅负责集合订单、统一运输，未从中抽取额外利润，更应认定为无牟利意图的协助行为。

其二，针对“传播目的”的抗辩需聚焦物品流转范围与使用意图。传播目的强调行为人具有使淫秽物品在社会公众层面扩散的意图，而代购、拼团中常存在“特定群体内部流转”的情形。若能证明涉案物品仅在亲友、同好等封闭圈子内传递，未通过网络平台、线下市场等渠道向不特定公众扩散，且行为人未实施宣传推广、主动兜售等行为，则可主张其缺乏传播的主观意图。此外，对于确有证据证明为个人收藏自用，或仅用于赠予特定对象的情形，即使物品数量略超一般标准，也应依据法律精神排除传播目的的认定。

其三，应否定主观故意与犯罪目的的关联性推定。走私淫秽物品罪要求行为人不仅对走私行为本身具有故意，还需对物品的淫秽属性及犯罪目的有明确认知。在代购、拼团案件中，若行为人能够证明其对所涉物品的具体内容并不知晓，仅根据委托人要求代为采购，且未发现物品存在明显淫秽标识或异常特征，则可主张其缺乏对犯罪对象的认知，进而否定主观故意与犯罪目的的关联性。即使行为人知晓物品可能含色情内容，但无证据证明其认识到物品已达淫秽程度，也不应直接推定其具备犯罪目的。

三、走私行为的认定与责任边界划分

代购、拼团模式涉及下单采购、跨境运输、境内分发等多个环节，参与主体包括委托人、代购者、拼团组织者、物流服务商等，不同主体的行为性质与责任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准确界定走私行为的成立与否及各主体的责任边界，是此类案件辩护的重要环节。

首先，应审查行为是否符合“逃避海关监管”的核心特征。逃避海关监管是走私行为的本质属性，若行为人在物品入境时履行了如实申报义务，即使申报内容与实际物品存在差异，也不应直接认定为走私。在代购案件中，若代购者已向海关申报物品的名称、数量等信息，因海关查验疏漏导致物品入境，其行为缺乏逃避监管的故意，不应以走私论处。对于拼团组织者而言，若其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物流企业办理通关手续，且对物流企业的逃避监管行为并不知情，也难以认定其构成走私行为。

其次，需区分“个人自用”与“走私行为”的界限。法律明确规定，非以牟利或传播为目的，携带、邮寄少量淫秽物品进出境的，仅依照海关法有关规定处罚，不构成犯罪。这一规定为代购、拼团案件的出罪提供了重要依据。辩护中可通过举证物品的数量符合个人使用常理、委托人具有明确自用需求、物品未进入流通领域等事实，主张行为属于一般违法行为而非犯罪。即使存在多人拼团情形，若能证明各参与者均为自用，且物品按约定分发后未再流转，也应认定为多个个人自用行为的集合，而非共同走私行为。

最后，应厘清各参与主体的责任边界，精准定位辩护对象的角色地位。在代购关系中，代购者与委托人的责任划分需依据双方约定及实际行为确定。若代购者仅提供采购渠道，不参与物品选择、运输安排，且未从中牟利，则其在共同行为中的作用显著较弱，可主张认定为从犯或不构成犯罪。在拼团模式中，需区分组织者与普通参与者的责任：普通参与者若仅支付费用、等待收货，对拼团的通关方式、物品性质等不知情，不应承担刑事责任；组织者若未参与采购、运输环节，仅负责集合订单，其责任程度也应与实际实施走私行为的主体有所区别。

四、裁判逻辑演进与辩护策略调整

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代购、拼团模式下走私淫秽物品罪的审理，逐渐形成了以“对象属性—主观目的—行为特征”为核心的裁判逻辑链条，且对不同模式的案件呈现出差异化的审查重点。准确把握这一裁判逻辑的演进趋势，是优化辩护策略的重要前提。

在对象认定层面，裁判机关日益注重结合物品的整体内容、文化背景、价值属性进行综合判断，不再仅依据局部内容或单一标准作出认定。同时，对鉴定意见的审查愈发严格，要求鉴定过程需充分考量物品的特殊性，避免简单化、机械化判断。辩护中应顺应这一趋势，重点围绕物品的整体价值与鉴定程序的合法性展开抗辩，而非局限于内容片段的争议。

在主观目的认定层面，裁判机关逐渐摒弃单一以数量推定目的的做法，转而结合行为人获利方式、物品流转轨迹、聊天记录、资金往来等多重证据综合判断。尤其在代购、拼团案件中，法院会重点审查费用结算凭证、参与人员关系、物品最终去向等事实，以还原行为人的真实意图。辩护中应注重收集此类间接证据，构建完整的证据链条，反驳控方的目的推定。

在行为性质认定层面，裁判机关愈发重视对模式本质与参与程度的审查，强调区分不同主体的主观认知与客观行为，避免“一刀切”式的责任认定。对于仅提供辅助性服务、主观恶性较小的行为人，法院更倾向于作出有利认定。辩护中应精准定位当事人在整个行为链条中的角色，通过举证其对核心走私环节的不知情、未获利等事实，争取有利的裁判结果。

结语

代购、拼团模式的兴起对走私淫秽物品罪的司法认定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辩护工作提供了多元路径。此类案件的辩护需立足模式特性，以法律规范为根基，从犯罪对象、主观目的、客观行为三个核心维度展开系统性抗辩。

北京胡瑞律师，北京市知名律所刑事辩护律师，长期深耕刑事辩护与代理、民刑交叉等领域，全国办案。尤其擅长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涉黑涉恶犯罪、有组织犯罪等刑事案件的办理。曾成功办理河北某市人大常委、企业家涉案数十亿涉黑案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疑难复杂案件。胡瑞律师善于把握案件核心要点，制定针对性辩护方案，通过证据梳理与调取、法律研究论证、积极沟通协调等全流程工作，化解复杂案件中的核心争议，在多起案件中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不起诉或轻判等有利结果。始终秉持“最大限度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执业信念，以高度的责任心、精湛的专业能力，深受委托人认可和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