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
《太平年》最让人唏嘘的就是郭荣。这位后周雄主一生英明，为了让六岁的幼子柴宗训坐稳江山，临终前布下层层棋局，可谁料，正是他这一番煞费苦心的安排，扫清了赵匡胤上位的所有障碍，直接促成了“黄袍加身”的结局。
看郭荣前期的操作，就能看出他本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剧中的几个关键剧情里，背后都有实打实的历史逻辑。高平之战中，何徽、樊爱能临阵跑路，不是单纯的贪生怕死，而是郭荣刚上位时毫无带兵经验，老兵本就不服，再加上他战前囚禁了持不同作战意见的赵晁、郑仁谦，彻底动摇了军心，小败之下，两位将领才敢直接溜之大吉。
辽国当时袖手旁观，也不是偶然。辽帝耶律璟本就对攻打中原没兴趣，借兵给刘崇只是抹不开情面，再加上刘崇轻敌，当众呵斥辽将耶律敌禄，惹得对方赌气坐山观虎斗，等后周军心大振反击时，辽军自然不愿再出手帮忙，刘崇的大败也就成了定局。
而郭荣三征南唐后选择议和，也不是怂了，而是实在打不动了。南唐虽是战败方，但作为十国人口第一的国家，底蕴尚在，抵抗远超预期，硬打只会陷入持久战；再加上辽国趁机偷袭后周县城，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撤军议和保存国力，才是最稳妥的选择。
就连郭荣后来突然北伐，也有迹可循。他原本定下的国策是先收十国、再休养生息，最后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这是大臣王朴在《平定策》中提出的思路，也是后来赵匡胤“先易后难”的雏形。可三征南唐后，辽国将领萧思温带兵骚扰后周，见了后周大军却不战而逃，这让郭荣发现辽国实力大减，再加上自己身体日渐变差，这才临时改变主意，想趁势北伐，拼一把在有生之年收复失地，只可惜北伐小胜后，他便病重班师，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前期的郭荣步步为营，那他临终前为柴宗训做的托孤安排，就成了“满盘皆输”的开始。郭荣从来没想过让赵匡胤继位，他的所有操作，都是为了扫清幼子上位的威胁，首当其冲的就是两个手握重兵的人：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和主管侍卫军的李重进。
张永德被罢官夺兵权，并非只因“点检做天子”的谶语，更因为他在郭荣病重时，直言不讳地说天下未平、国库空虚，句句戳中郭荣的痛处，虽话说得在理，却惹恼了病重的郭荣，最后丢了兵权，彻底没了上位的可能；李重进则被打发去镇守藩镇，明着没贬官，实则被调离权力中心，远离了京城的核心兵权。
为了制衡各方，郭荣提拔赵匡胤做了殿前都点检，又让韩通架空李重进的权力，本想让两人互相牵制，却没想到，这一步直接把赵匡胤推上了后周军权的顶峰。要知道，此前赵匡胤一直被张永德、李重进压着，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郭荣亲手搬掉这两座大山，等于给赵匡胤扫清了最大的政敌。
更关键的是，郭荣为了稳固幼主地位做的两件事，全成了助攻赵匡胤的筹码。一是再娶符彦卿的女儿小符后，想拉拢这位坐镇魏州的藩镇大佬，让他在外制约中央，稳定局势。可郭荣忘了，符彦卿活了六十多年，见惯了五代十国的改朝换代，最会为自己留后路，他早就把小女儿嫁给了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两边都是亲戚，赵匡胤起兵时，符彦卿自然不会真心帮柴宗训制衡中央。
二是选了王溥、范质、魏仁浦三位文官做托孤大臣。郭荣觉得文官没兵权，不会篡位，能安心辅佐幼主，可他算错了人心。这三人虽清廉正直、做事认真，但情商低、人缘差，在朝中没什么势力，根本没人愿意跟他们站在一起；更甚者，郭荣临终前嘱咐让王著入相，范质当面答应，转头就因王著爱喝酒反悔，连先帝的话都不听，更别说尽心尽力辅佐一个六岁的孩子了。三个没兵没势的文官，面对手握重兵的赵匡胤，根本毫无制衡之力。
就这样，郭荣的一番筹谋，硬生生把赵匡胤的上位路铺得平平整整：搬掉政敌，让赵匡胤手握军权；拉拢的藩镇大佬，成了赵匡胤的亲戚；托孤的文臣，根本没能力阻拦。再加上五代十国的乱世，忠君爱国的思想早已淡薄，没人愿意为一个六岁的幼主拼命，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也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
郭荣的一生，定下“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国策，一心想结束乱世，恢复中原礼乐，奈何天不假年，身体早早垮掉，更没算透乱世的人心和时局。他为柴宗训做的所有努力，最后都成了为赵匡胤做嫁衣，这不是赵匡胤有多厉害，更多的是时势使然，也是这位雄主的毕生遗憾。
说到底，在战火纷飞的五代十国，一个六岁的孩子，即便有再多的人为他铺路，也守不住一座风雨飘摇的江山。郭荣的遗憾，是个人的遗憾，更是那个乱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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