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当特赦令传到监狱，郑庭笈问杜聿明：我算不算顽固派？

1959年，功德林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毛主席要特赦战犯！

54岁的郑庭笈缩在角落，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心里直打鼓：自己会不会是那个“幸运儿”？琢磨来琢磨去，他还是忍不住凑到杜聿明身边，声音压得低低的：“老杜，你说……我算不算顽固派啊？”

这话问出口，郑庭笈自己都觉得没底。他这辈子从海南文昌的富家少爷到黄埔军校的学员，从抗日前线的“虎将”到内战被俘的战犯，人生经历真是“曲折传奇”。

如今在功德林待了快10年，总怕自己过去的“毛病”没改干净，怕自己连特赦的边都摸不着。

郑庭笈老家在广东文昌（现在属海南），家里是当地有名的殷实人家，不愁吃穿。

可他打小就不是个安分的性子，看着报纸上国家动荡、外寇环伺的消息，总觉得窝在家里不是事儿。1926年，听说黄埔军校在广州招生，他瞒着家里偷偷收拾行李，一路坐船到了广州，愣是考上了黄埔五期步兵科。

那时候的黄埔军校，学员们白天摸爬滚打练战术，晚上围着煤油灯学理论，郑庭笈跟同期的同学比，不算最机灵的，但肯下苦功。

可没等他毕业，广州就出了变故，1927年，红军起义部队包围了军校高等教育班，郑庭笈和同学们躲在楼里，听着外面的枪声，心里又怕又乱。直到起义部队撤退，他才敢探出头，看着天字码头空地上的血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革命”两个字的重量。

毕业后，郑庭笈跟着部队四处转战，从江西“围剿”红军到福建镇压“福建事变”，打了不少仗，军衔也从少尉慢慢升到了少校。可真正让他记一辈子的，还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那些日子。

1937年10月，山西忻口会战打得正酣，郑庭笈当时是第14军的营长，带着弟兄们守高地。日军的飞机大炮跟不要钱似的往阵地上轰，泥土混着弹片飞得到处都是。

他拿着望远镜趴在战壕里，看见日军冲上来了，就跳起来喊：“跟他们拼了！”没成想刚站起来，子弹就打在了他身上。卫兵见他倒下，疯了似的冲过来，背着他往后方跑。

一路上，郑庭笈昏昏沉沉的，好几次都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可一想到阵地上的弟兄，又咬牙挺了过来。等伤愈归队，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重生”，意思是这条命是捡回来的，得用在打鬼子上。

昆仑关战役，郑庭笈成了荣誉第一师的团长，这一仗打得更惨烈。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占领了昆仑关，企图切断中国的国际补给线，带队的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是出了名的狠角色。

1939年，郑庭笈在阵地上巡视，突然发现九塘公路边的草地上，一群日军军官正围着一张地图开会，他赶紧举起望远镜，一眼就认出了中村正雄的将官服。

“快！给我把迫击炮架起来！”郑庭笈嗓子都喊哑了。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往日军堆里落，没等那些军官反应过来，就被炸得人仰马翻。后来才知道，当时中村正雄正在帐篷里做手术，炮弹直接掀了帐篷顶，这位少将当天就咽了气。

打完昆仑关，郑庭笈又跟着中国远征军去了缅甸。1942年，他在戴安澜的第200师当步兵指挥官，同古保卫战中，他们顶着数倍于己的日军，守了整整12天。

弹尽粮绝的时候，戴安澜跟他说：“老郑，咱们就是死，也得把弟兄们带回国。”可没等撤退到国境线，戴安澜就中弹牺牲了，临终前还攥着郑庭笈的手，反复叮嘱“带弟兄回家”。

郑庭笈抹掉眼泪，把戴安澜的遗体装在棺材里，带着多残兵，翻雪山、蹚大河，一路上靠野果充饥，还要躲避日军的追击。直到1942年6月，他们终于看到了云南腾冲的城墙，弟兄们抱着树干哭，郑庭笈却对着戴安澜的棺材跪下了：“戴师长，咱们到家了。”

抗战胜利后，郑庭笈没想到，昔日的抗日同志变成了自己要打的“敌人”。

1948年，他当上了国民党第49军中将军长，奉命驻守东北。可那时候的国民党军早已军心涣散，辽沈战役打响后，他的部队在大虎山被解放军包围，打了好几天，最终还是举起了白旗。

被俘那天，郑庭笈心里想的是“这下完了”，他听说过太多“清算战犯”的传言，以为等着自己的要么是酷刑，要么是死刑。

可到了北镇收容所，他才发现事情跟想的不一样：管理人员不叫他“战犯”，反而客气地称“郑将军”，还给他安排了单间，每天的饭菜虽然简单，但跟工作人员吃的一模一样。有次他感冒发烧，护士还专门送来牛奶和面包，这让他心里犯了嘀咕：“共产党怎么跟传说里不一样？”

真正让他转变的，是管理人员让他给兄长郑庭锋写劝降信。郑庭锋当时是傅作义手下的将领，正准备偷袭西柏坡。郑庭笈拿起笔，没打草稿就写开了，从自己被俘后的经历，到共产党的优待政策，字字都是心里话。

这封信后来登在了《东北日报》上，还被解放军广播到了国民党军营里，傅作义听说后，好几天没睡好，他知道，这封信一播，手下的军心更不稳了。

1956年，郑庭笈被转到功德林监狱。这里不像监狱，更像个“学习班”：早上学马列主义，下午要么劳动要么讨论。郑庭笈是个实在人，学理论的时候不偷懒，劳动的时候更卖力。

那时候监狱组织去农场挖土方，他50多岁的人，比年轻战犯挖得还快，管教干部还笑着说：“郑庭笈，你这劲头，跟在战场上一样啊。”

可他也有“小毛病”：有时候讨论起过去的战事，他会忍不住替国民党辩解几句；有次伙房的饭菜有点凉，他还跟管理员顶了嘴。这些事搁在平时不算啥，可一听说要特赦，他就开始瞎琢磨：“会不会因为这些，人家觉得我没改造好？”

还有件事让他哭笑不得，因为他力气大，监狱让他管澡堂。但郑庭笈是海南人，说话带着浓重的乡音，每次放好热水，就扯着嗓子喊：“‘死’早（洗澡）了！大家排好队，第一队先死，第二队再死！”

狱友们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听明白了，都笑着骂他：“你个老郑，会不会说话？要死你先去！”郑庭笈也不恼，跟着笑，监狱里沉闷的气氛，倒被这玩笑冲淡了不少。

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的礼堂里挂着“特赦战争罪犯大会”的横幅，郑庭笈坐在台下，手心全是汗。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念名单，一个个名字念出来，他的心跳得越来越快，眼睛盯着地面，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郑庭笈！”突然听到自己的名字，他猛地站起来，嗓子里挤出一个“在”字，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直到听到“予以特赦”4个字，他才反应过来：自己真的自由了。散会后，杜聿明拍着他的肩膀说：“老郑，咱们总算熬出头了。”

不久之后，郑庭笈接到通知，要去中南海见周总理。他特意找了件干净的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到了西花厅，看到周总理笑着朝他走来，心里更紧张了。

总理握住他的手说：“郑庭笈同志，你在功德林是改造标兵嘛！”这句话让他鼻子一酸，哽咽着说：“感谢总理，感谢共产党。”

总理还问起了他的家庭，郑庭笈的眼圈红了，1957年，妻子冯莉娟为了不影响孩子们上学，忍痛跟他离了婚。这些年，他没敢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不知道妻子和孩子过得怎么样。总理听了，笑着说：“别担心，组织帮你把家找回来。”

没过多久，郑庭笈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专员，专门写抗战和内战的亲历稿。

有天他去打印室送材料，刚推开门，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冯莉娟！原来总理特意让人把冯莉娟调到政协当打字员，还特意安排他们“偶遇”。两人四目相对，没说一句话，眼泪都流了下来。

1961年4月19日，他们拿着复婚证，手牵手走出民政局，郑庭笈跟妻子说：“以后，咱们再也不分开了。”

在文史专员的岗位上，郑庭笈写得格外认真。他写忻口会战的地形，标得清清楚楚；写昆仑关战役的细节，连当时炮弹落在哪里都记得；写辽沈战役的失败，也不隐瞒自己的指挥失误。有人劝他：“老郑，少写点败退的事，多提提抗战的功劳。”他摇摇头说：“实话实说才对得住历史，不然后人怎么研究？”

1985年，郑庭笈回了趟海南文昌老家，这是他离开家乡55年后第一次回来。乡亲们在村口等着他，文昌中学的师生们拉着“欢迎郑老回家”的横幅，他看着熟悉的椰子树，眼泪又掉了下来。

在父母的墓前，他跪下磕了三个头，说：“儿子回来了，现在国家好了，你们放心吧。”

晚年的郑庭笈最关心的就是祖国统一，他经常给海外的亲友写信，讲大陆的变化，劝他们回来看看。

1996年6月9日，郑庭笈去世，享年91岁。他的讣告上写着“归宿于祖国，归宿于人民”，这几个字，成了他一生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