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南京一大特务被捕，法庭上大喊：我是清白的，陈赓可以作证

1951年的中国，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不久，政治局势依旧暗流涌动。各地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如同隐藏在暗处的毒蛇，时刻威胁着社会的和平与安定。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安宁，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出呼吁，号召群众积极举报隐藏的危险分子，唯有将这些隐患彻底清除，和平的曙光才能真正照亮每一个角落。

响应着政府的号召，全国各地的百姓纷纷行动起来，主动投身到维护家园安宁的行列中。就在这时，南京市一名叫白鑫的群众挺身而出，向公安部门举报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一名在城西街头摆摊卖茶的广东老头。据传言，这个老头身份绝不简单，曾是国民党阵营中手握重权的大特务。

“大特务”三个字，在当时的语境下分量极重。消息一经上报，立刻引起了南京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办案人员当即动身，火速赶往城西街头，将那个摆摊的老头带回了公安局。然而，当老头被带到审讯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心生疑窦。

眼前的老人衣衫褴褛、面容憔悴，头发花白杂乱，双手布满了老茧，浑身透着一股饱经沧桑的疲惫，看起来和街头那些普通的贫苦老人别无二致。这样一个看似毫无威胁的老头，怎么可能是白鑫口中那个令人闻之色变的大特务？

带着这份疑虑，审讯人员开始对老人进行讯问。当老人缓缓报出自己的姓名，并且办案人员调取相关档案、查清他的真实身份后，所有人都被震惊了——这个貌不惊人的老头，确实有着不简单的过去。他曾担任国民党南京反省院院长，更核心的是，他身处中统系统，是国民党专门对付中共势力的重要成员之一。

提及中统，审讯人员无不勃然大怒。要知道，中统作为国民党最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之一，在过去的岁月里，残酷迫害了无数中共党员、红军战士和进步人士，手上沾满了革命志士的鲜血。身份核实无误后，审判庭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判处这位老人死刑，决定为那些被迫害的先烈讨回公道。

法槌落下，死刑判决宣布的那一刻，全场一片寂静。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件事尘埃落定时，老人突然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呼喊，打破了这份沉寂：“我不是你们口中的大特务！去找陈赓将军，他会为我证明清白，我是杨登瀛！”

这句话如同惊雷一般，在审判庭中炸开。审判官瞬间愣住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陈赓将军作为我党功勋卓著的将领，威望极高，老人在临刑前突然提及他，难道真的有隐情？经过再三斟酌，审判人员决定暂停执行判决，将情况层层上报中央，专门向陈赓将军请示核实此事。

起初，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杨登瀛在垂死之际编造的谎言，是为了保住自己性命的最后挣扎。可谁也没有想到，陈赓将军的回信送达后，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瞠目结舌、恍然大悟。回信中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却清晰地揭开了一个隐藏了数十年的秘密：“没错，杨登瀛是中共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特工，我可以为他证明清白，他为我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个差点被冤死的老人，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波澜壮阔的传奇历史，一段属于中共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光辉岁月。杨登瀛原名鲍君甫，1901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白石村，成年后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学识渊博，且精通日语。

回国后，杨登瀛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和圆滑的性格，很快在鱼龙混杂的上海各方势力中站稳了脚跟，如鱼得水。他既与日本势力往来密切，又凭借自身的能力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赏识和重视，表面上风光无限，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可实际上，他的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生死悬于一线，因为他早已在心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押注红军，追随光明。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四处搜捕中共党员，革命陷入低潮。就在这时，国民党向杨登瀛伸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中统，担任要职。杨登瀛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找到了陈赓同志，向他汇报了此事，并主动提出，希望以特务的身份潜入国民党内部，为中共传递情报、营救同志，成为我党安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

凭借着出色的能力和绝对的忠诚，杨登瀛很快得到了我党高层的接纳。在周恩来、陈赓等人的安排下，他正式加入中统，后来更是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特派员，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务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之一，直接直属陈立夫领导，地位举足轻重。我党还专门派地下党员安娥担任他的秘书，协助他开展工作，就这样，杨登瀛成为了我党在敌侦查机关中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开启了他在黑暗中为光明奋斗的潜伏生涯。

进入中统后，杨登瀛身处险境，一言一行都可能暴露身份，一旦败露，等待他的将是最惨烈的下场。可即便如此，他依然坚定不移，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上海与国民党特务周旋，一边要小心翼翼地巩固自己在中统的地位，取得敌人的信任，一边要暗中为我党传递情报、营救被捕的同志，每一次行动都生死攸关。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负责人彭湃，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一个秘密联络点主持军事工作会议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警包围，彭湃、杨殷等多位我党高层不幸被捕。消息传到周恩来耳中后，他心急如焚，立刻指示陈赓联系杨登瀛，一方面协助营救彭湃等同志，另一方面查明消息泄露的源头。

接到任务后，杨登瀛利用自己在中统的职权，迅速展开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叛徒——军委秘书白鑫。这个白鑫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因惧怕白色恐怖，早已向国民党自首叛变，出卖彭湃等人，是他向国民党递上的“投名状”。尽管杨登瀛全力协助营救，但蒋介石急电下令“速速就地处决”，彭湃等四位同志最终壮烈牺牲，令人痛心疾首。

为了为烈士报仇，清除党内隐患，杨登瀛继续暗中搜集情报，密切关注白鑫的动向。他得知白鑫计划逃往欧洲避祸，便利用自己的身份，亲自前往叛徒藏身之处，摸清了他出发的具体时间和路线。最终，在杨登瀛提供的精准情报支持下，我党“红队”队员在白鑫前往码头的途中，将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就地正法，为彭湃等烈士报了仇，也为我党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

这样惊心动魄的行动，在杨登瀛的潜伏生涯中，还有上百次。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多次为我党传递关键情报，营救被捕的同志，挫败国民党的阴谋，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斗争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甘愿背负“特务”的骂名，忍辱负重，在黑暗中默默坚守，用生命践行着自己的忠诚。

其实，像杨登瀛这样的隐蔽战线英雄，一直是周恩来总理心中的牵挂。他深知，这些无名英雄身处黑暗，却心向光明，他们无法向公众解释自己的身份，无法诉说自己的委屈，只能默默承受误解和骂名，却甘愿以生命为代价，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奉献一切。在周恩来总理弥留之际，他还特意向罗瑞卿同志披露了大量默默为我党服务的无名英雄名单，杨登瀛的名字，赫然在列。

1951年，随着陈赓将军的证明，杨登瀛的身份终于大白于天下，沉冤得雪。他再也不必隐藏自己的身份，不必在黑暗中小心翼翼地生活，可以坦然地站在阳光下，享受属于自己的安宁。曾经衣衫褴褛的摆摊老头，竟是为我党立下赫赫功勋的无名英雄，这样的反转，令人动容。

杨登瀛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是忍辱负重的一生，更是忠诚奉献的一生。他身处敌人心脏，却始终心向我党；背负千古骂名，却始终坚守初心。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有无数像杨登瀛这样的无名英雄，在隐蔽战线默默奋斗、舍生取义，才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

他们不求名利，不求回报，甘愿做黑暗中的灯塔，为革命的胜利指引方向；甘愿做无名的基石，为国家的崛起筑牢根基。杨登瀛的故事，不该被历史遗忘；每一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永远缅怀。他们的忠诚与勇气，将永远激励着后人，砥砺前行，不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