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枪匹马刺杀大汉奸，却在一年后死于“鸿门宴”，真相是什么

【前言】
1939年的那个早春，华北平西根据地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
在一间不起眼的农舍里，气氛诡异得让人窒息。桌上摆着酒菜，主座上坐着新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萧克，客座上坐着名震冀东的抗联总司令高志远。
推杯换盏间，萧克突然笑着提出要看看高志远的配枪。高志远没有多想，这把伴随他出生入死的驳壳枪，被他大大方方地解下递了过去。
就在枪离手的那一刻，萧克的笑容凝固了。他抓起桌上的一只酒碗，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啪！”
随着这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屋外的伏兵蜂拥而入。这位曾拉起两万多抗日队伍、让日寇悬赏通缉的冀东豪杰，就这样在自己人的酒桌上沦为了阶下囚。不久后，一声枪响划破了平西的荒野，高志远以“汉奸罪”被处决，年仅32岁。
一个誓死抗日的英雄，为何会被定性为汉奸？一场同室操戈的悲剧，究竟是铁面无私的锄奸，还是一次巨大的历史误判？当年的举报人为何在几十年后翻供？
今天，让我们拨开70多年的历史尘埃，走进那个血色黄昏，去探寻高志远之死背后的真相。
第一章：滦河畔的孤胆刺客
要读懂高志远的死，首先要读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不死，高志远本该是传奇演义里的主角。他不是出身贫寒的无产者，而是河北滦县一个殷实之家的阔少爷。1907年出生的他，从小读的是圣贤书，拜的是岳飞、文天祥。

在那个军阀混战、外敌入侵的年代，富家子弟通常有两种活法：要么醉生梦死，要么投笔从戎。高志远选择了后者，而且选了一条最险的路。
“九一八”事变的枪声，震碎了高志远的安稳梦。当几名流亡的东北大学生逃难到他的家乡，哭诉着关外沦陷的惨状时，高志远做了一个决定：变卖祖产。他把家里的地、房产换成了一条条长枪和一箱箱子弹，拉起了一支民团。
但真正让高志远在冀东大地上声名鹊起的，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刺杀。
长城抗战后，国民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冀东被划为“非武装区”。日本人虽然没明着驻军，却扶持大汉奸刘佐周在当地作威作福，搞亲日政策，百姓恨之入骨却敢怒不敢言。
高志远看不下去了。他先是联络各方势力搞了一次“马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并没有浇灭他的血性。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日子，高志远乔装打扮，怀揣利刃，单枪匹马潜入虎穴，当街刺杀了不可一世的刘佐周。
这一刀，捅破了冀东的天，也把“高志远”三个字刻进了冀东百姓的心里。
在老百姓口中，他是快意恩仇的侠客；在日寇眼里，他是必须除掉的悍匪。这种兼具江湖豪气与民族大义的性格，成就了他早期的辉煌，却也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因为江湖豪气，意味着讲义气、重感情；但也意味着，他可能不适应严密的组织纪律，不习惯复杂的政治博弈。
第二章：巅峰即是深渊
1938年，是高志远人生的高光时刻。
那一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冀东发动大规模抗日武装暴动。高志远凭借其在当地巨大的威望，与李运昌等人共同举起了义旗。
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起义。冀东大地仿佛一夜之间苏醒，矿工、农民、旧军人、学生，数万人响应号召。高志远出任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他麾下的“抗联第一路军”迅速膨胀，最强盛时号称拥兵两万四千余人。这不仅是一支游击队，其规模甚至接近了当时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师。
为了支援冀东，延安方面特派战将宋时轮、邓华率领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正规军与抗联会师，一度收复了七座县城，建立了拥有7万武装人员的冀热察宁军区。

然而，繁华背后危机四伏。
冀东地处平原，无险可守，且紧邻日军华北重镇。日军在缓过神后，迅速调集重兵，利用机械化部队的优势进行残酷绞杀。初创的抗联队伍虽然人数众多，但缺乏训练，武器落后，更缺乏正规军的作战经验。
在日军的铁壁合围下，暴动队伍损失惨重。为了保存革命火种，部队做出了一个极其痛苦的决定：西撤平西根据地。
这次撤退，是高志远命运的转折点。
撤退途中，日军围追堵截，加上数九寒天的恶劣环境，原本浩浩荡荡的队伍，在抵达平西时，仅剩下了三千余人。但这三千人，是高志远最后的家底，也是他心中永远的痛。
这不仅是兵力的损失，更是心理的重创。高志远的部下大多是冀东子弟，乡土观念极重。他们是为了保卫家乡才拿起的枪，如今却要抛妻弃子远走他乡。这种情绪，像瘟疫一样在部队里蔓延，也最终传染给了高志远。
第三章：将帅失和与路线之争
1939年2月，为了统一指挥冀热察地区的抗战，中央成立了冀热察挺进军，由红军时期的军团长、战功赫赫的萧克将军出任司令员。
萧克带着中央的战略意图而来：巩固平西，以此为依托，逐步向冀东渗透。在他看来，当前的冀东敌强我弱，盲目回攻无异于自杀，必须先在平西站稳脚跟，整训部队，通过“铁的纪律”将这些从冀东撤下来的游击队改造成正规军。
但高志远不这么想。
作为土生土长的冀东人，高志远看着部下们因为思乡而日益消沉，内心焦急如焚。冀东子弟兵们不习惯平西的艰苦生活，更无法忍受“避战”的憋屈。他们围着高志远请愿：“司令，带我们打回去吧！死也要死在家乡！”
高志远去找萧克请战。他认为，只要带队回冀东，凭借他的人脉和威望，分分钟就能再拉起几万人的队伍。他向萧克保证：“明年春天一定打回来，如果不回来，我对不起冀东的父老兄弟！”
两人的分歧，表面上是“打回去”还是“留下来”的战略之争，本质上却是两种军事文化的剧烈碰撞。
在萧克眼中，高志远虽然作战勇敢，但他的部队纪律涣散，带有浓厚的旧军队和土匪习气。更重要的是，高志远表现出了严重的“山头主义”倾向，不服从统一指挥，这是正规军的大忌。

在高志远眼中，萧克不懂冀东民情，死守教条，是在坐视家乡沦丧。他觉得自己是冀东抗联的司令，有权决定自己部队的去留。
这种裂痕，在一次次请战被拒后，逐渐演变成了猜忌。高志远开始私下抱怨，甚至流露出想要“脱离挺进军单干”的念头。而这，恰恰触碰了战争年代最敏感的神经。
第四章：一封来自亲信的举报信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一封举报信成为了压垮高志远的最后一根稻草。
举报人叫陈飞，身份极其特殊——他是高志远的贴身秘书。
陈飞向萧克揭发了一个惊天秘密：高志远正在通过秘密渠道，与北洋旧军阀吴佩孚联络，企图投靠日本人当汉奸！
这个指控在今天看来颇具疑点，但在当时并非完全空穴来风。1939年初，日本人的确正在极力拉拢赋闲在北平的吴佩孚出山，试图建立伪政权。而高志远确实派人接触过吴佩孚方面。
根据后来的史料还原，高志远接触吴佩孚，极有可能是为了筹集枪支弹药和军费。他是想利用吴佩孚的关系搞到装备，然后借道打回冀东。这种“利用军阀打鬼子”的策略，在旧式军人眼中或许是权宜之计，甚至是一步妙棋。
但在纪律严明的八路军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通敌变节”。
萧克拿到证据后，震惊且愤怒。在他看来，挺进军刚刚成立，立足未稳，如果身为抗联司令的高志远真的拉着队伍投敌，或者在平西根据地内部搞暴乱，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了根据地的安全，萧克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平西“鸿门宴”。
第五章：杀，还是不杀？激烈的内部辩论
高志远被捕后，挺进军高层内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高志远该不该死？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三派意见针锋相对。
第一派是“惜才派”，代表人物是宋时轮和邓华。
宋时轮和邓华是曾与高志远并肩作战的老战友，他们深知高志远在冀东的号召力。宋时轮在会议上直言：“高志远是个人才，在冀东威望太高了，要想以后在冀东开展工作，非他不可！他有错误，可以送他去延安学习，改造一下思想嘛，何必一定要杀？”
第二派是“情感派”，代表人物是王仲华。
王仲华是高志远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抗联的第二任司令员。听到高志远被捕的消息，他难过得眼泪直流，在屋子里一圈一圈地走。他坚信高志远绝无反心，只是救国心切走了弯路，“允许有怀疑，也允许审查，但绝不可动杀念！”
第三派是“严惩派”，代表人物是李运昌。
李运昌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且异常坚决。他也是冀东暴动的领导人之一，但他更强调组织的纯洁性。他对萧克说出一句分量极重的话：“高志远艺高人胆大，枪法如神，武艺超群，他在冀东旧部众多，一旦释放，无异于放虎归山！为了根据地的安全，必须除掉！”
最终，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萧克，在权衡利弊后，采纳了李运昌的意见。
审判在涞水县的一个村庄进行。公诉人宣读了罪状，曾经的秘书陈飞出庭作证。在这场特殊的审判中，高志远被定性为“汉奸罪”。
面对死亡，高志远或许有过辩解，或许有过不甘，但历史没有记录下他最后的遗言。只有一声枪响，终结了这位草莽英雄跌宕起伏的一生。
第六章：举报人晚年的忏悔与真相
高志远死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高志远之死，像一颗重磅炸弹，在冀东抗联旧部中炸开了锅。虽然消除了潜在的“叛变”隐患，但负面效应也随之而来。
高志远被杀后，冀东抗联人心惶惶。许多旧部因为恐惧和不解，觉得连总司令都被杀了，自己还有什么活路？于是，原本就不多的骨干力量流失大半，有的当了逃兵，有的甚至真的投了敌。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挺进军在冀东局面的迟迟难以打开。
宋时轮、邓华等将领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不久后便率部离开了冀热察挺进军。萧克虽然稳住了平西，但在冀东方向的拓展上，确实因为失去了高志远这面旗帜而举步维艰。
更令人唏嘘的是，历史的真相往往在漫长的岁月中才露出冰山一角。
那个举报高志远的秘书陈飞，后来怎么样了？
他在抗联队伍里一直遭受着某种异样的眼光，许多老人都鄙视他的“卖主求荣”。这种心理压力伴随了他大半生。
直到80年代，已是风烛残年的陈飞，终于打破了沉默。他与人联名写了一封《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寄给了当年的萧克将军。
在这封信和后续的撰文中，陈飞绝口不再提“叛变投敌”四个字。他承认，当年所谓的“投敌证据”，其实主要是高志远为了筹集军费和装备而进行的联络活动。他晚年态度的松动，实际上是承认了当年对高志远的定性存在巨大的冤情。
原来，所谓的“勾结吴佩孚”，不过是高志远一厢情愿的“借力打力”。那个时候的吴佩孚本人都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并因此被害死，高志远又怎么可能通过吴佩孚去投靠日本人？这在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然而，当事人对此事的态度依然复杂。萧克将军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虽然提及了此事，但依然坚持当年的处理是正确的。他认为在当时严峻的战争环境下，高志远的行为客观上构成了对根据地的巨大威胁，作为指挥官，他不能拿根据地的安危去赌一个人的忠诚。
第七章：历史的评价与今天的反思
站在2026年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高志远之死？
如果用现代法治的眼光看，这无疑是一起证据不足的错案。高志远至死都没有真正投敌的实质行为，他的罪名更多是建立在“意图”和“推测”之上。所谓的“汉奸”，是对一位抗日英雄最大的羞辱。
但如果我们置身于1939年那个波谲云诡的战场，或许能理解萧克的决绝。
在那个不仅要防日寇、还要防伪军、防顽军的残酷环境下，信任是一种极其昂贵的奢侈品。一支刚成立的军队，容不得半点不忠的杂质。对于萧克这样的职业军人来说，“慈不掌兵”是铁律。面对一个拥兵自重、不听指挥且私通军阀的下属，如果不果断处理，一旦发生哗变，整个平西根据地都可能毁于一旦。
高志远的悲剧，是游击队向正规军转型过程中的阵痛。
他有一腔报国热血，却缺乏政治头脑；他有英雄的胆略，却少了革命的觉悟。他试图用江湖的规矩去挑战政党的纪律，试图用旧军阀的手段去解决新军队的问题。这种错位，注定了他无法融入那个越来越严密的革命体系。
这件事对我们今天有何启示？
它告诉我们，历史的人物不是非黑即白的脸谱。高志远既是刺杀汉奸的英雄，也是无视纪律的军阀；萧克既是滥杀大将的决策者，也是维护大局的指挥官。
它也警示我们，在任何团队和组织中，统一的目标和铁的纪律固然重要，但如何包容个性、如何通过沟通化解分歧，同样考验着领导者的智慧。 如果当年能多一点耐心，多一点信任，或许高志远会成为另一位开国将领，而不是历史书上一行冰冷的文字。
在那杯摔碎的酒里，映照出的，是那个大时代下，无数个人命运在大义与纪律夹缝中沉浮的无奈。
高志远倒下了，但冀东人民的抗战没有停止。只是每当回望那段历史，我们总会忍不住设想：如果那天酒桌上的碗没有摔碎，故事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