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在顺德当知县而名利双收的四位清官县太爷

开篇前，先介绍明代明清两朝代在顺德当知县的俸禄银。（1452年顺德建县）。明朝：正七品知县年俸仅90石米，折银约几十两，连养活家人、幕友、衙役都勉强，更别说发财。主要额外收入来自火耗、羡余等惯例性补贴，虽非完全合法，但在当时属“潜规则”，守底线者会控制在合理范围。

清代：正俸更低（年45两银），但雍正后推行养廉银，顺德作为“冲繁难”要县，知县养廉银达1200两/年，另有公费银200两，合计是正俸的31倍，这是完全合法的核心收入。此外还有三节两寿薄礼（非贿赂，地方士绅正常礼遇）、公费合规结余等补充收入。

明清两朝的顺德知县还有一项心照不宣的收入。顺德缙绅豪门赠予，明清两代，顺德主要缙绅们不纳税的田比纳税的田多，俗称：“隐田”。顺德坊间流行一句俗语：“罗龙二姓叮当响”！单是罗龙二姓所拥有的隐田就有数十万亩。证明了这两大家族在当地的地位是无人可撼动的。那些拥有隐田的缙绅们，自觉的会散财才巴结县太爷你。异地来顺德当知县的官，只要你循规蹈矩，做好自己份内事。当地缙绅们自然会“投桃报李”。三年顺德清知县，十万两雪花银自然来。

不贪而“富”的四大清官典型人物：

胡友信，浙江湖州府德清县文昌里，今浙江湖州市德清县。（明隆庆年间顺德知县）。隆庆六年的顺德县衙，刚到任的胡友信面对的是奸胥勾结、赋税紊乱的烂摊子。那些常年把持漕运赋税的吏员，按旧例每月会给知县送“月钱”——这笔实为贿赂的银子，足够寻常人家过半年好日子，却被胡友信当众退还，“官有俸禄，民有脂膏，额外之财一分不取”的话，至今仍载于《顺德县志》。他深知顺德桑基鱼塘遍布，丝绸商贸繁盛，赋税征管的漏洞正是贪腐之源，于是亲自核查鱼鳞图册，革除“折色加征”“虚冒损耗”等陋规，让赋税征收透明化。除了整顿吏治，胡友信更将顺德的富庶转化为民生福祉与合法积累。他捐出自己的羡余收入，凿深拓宽泮池，架起石梁、围上石栏，让县学学子有了清幽的读书环境；又在仓场东侧重建五座宏巨粮仓，妥善存储漕粮，既避免了粮食霉变损耗，也让公费开支有了合理结余。任内三年，他率衙役严保甲、缉海寇，让顺德沿海商船往来不绝，百姓安居乐业。虽拒贿不贪，但顺德丰厚的合理羡余与政务结余，让他无需拮据——任满返乡时，不仅带回了百姓含泪赠送的桑蚕纹样锦旗，更用合法收入购置了二十亩良田，《顺德县志》明确记载其“家道殷实，非贪所致”，子孙靠着田产耕读传家，安稳度日。

倪尚忠（字世卿，号葵明）：明代浙江金华府浦江县通化龙池上金，今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梅江镇倪大村（也作原浦江龙池倪氏） 倪尚忠（明万历26—32年顺德知县）万历年间的顺德，因珍珠资源被朝廷盯上，镇守中官带着爪牙四处设采珠厰，借机敲诈勒索商户百姓，甚至以“供奉皇室”为名，要求知县分摊高额“珠税”。倪尚忠刚到任便直面这场危机，当中官的亲信带着一箱珍珠上门“孝敬”，暗示只要默许采珠就能坐享其成时，他当场下令将使者杖责逐出，“顺德百姓的生计，岂容尔等豺虎践踏！”即便下属劝他“恐遭弹劾”，他仍硬着头皮上书制按，最终成功罢黜采珠之役，百姓拍手称快。这位清廉知县深知“教化兴则地方兴”，顺德虽富庶却科第寂寥，他便捐出自己的俸禄与合规羡余，购置40多亩学田，将田租全部用于县学生员的课业补贴与考试经费；又牵头修建太平塔、青云塔，既镇住水患，又以“双塔凌云”的气象提振文风。任内六年，他始终坚守底线，地方士绅逢年节送来的薄礼，也只取笔墨、布料等轻物，贵重财物一概婉拒。但顺德的商贸繁荣让政务结余颇为丰厚，加上朝廷对“冲繁难”要县知县的隐性补贴，他离任时已是囊橐充盈。顺德百姓为他建生祠，四时供奉，而《兰溪县志》记载，他返乡后购置了百亩良田与一座雅致宅院，“子孙以耕读传家，家道饶足，皆其清廉任上之合法所积”。

陈志仪：清代安徽池州府石埭县（今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旧称太平县），为贡生出身；清代某年顺德知县（乾隆年间），乾隆朝的顺德，养廉银制度已趋完善，这位佚名知县的收入账单一清二楚：年正俸45两银、养廉银1200两、公费银200两，合计1445两，是正俸的32倍。但他深知“当官需算明白账”，这些收入要覆盖的开支不少——聘请两位核心幕友，一位管刑名、一位管钱谷，每年薪酬合计600两；轿夫、衙役、书吏的工钱每月需30两，全年360两；还有县衙修缮、笔墨纸张、祭祀庆典等办公开支，每年约100两。他守着“不贪一文、不索一物”的底线，却懂得合理运用顺德的区位优势：漕运税收征管规范，火耗归公后朝廷返还的比例高于贫困县；地方商号繁多，办理牌照、田产过户时的合规纸笔费，按惯例留存部分补充家用；逢春节、中秋，士绅送来的节礼多为腊肉、蔗糖、丝绸等本地特产，折银不过数十两，既不越界又维系了官民关系。五年任满，他扣除所有开支后净存约4800两白银——这笔钱在当时能买顺德城郊百亩熟田（约3000两），再建一座三进宅院（约1800两）。离任时，他没有张扬，只是让家人雇了两辆马车，一车装着衣物书籍，一车载着合法积攒的银两，返乡后成为当地小地主，每年田租收入就有千两，日子富足却低调，无人能指摘半分。

方惠功（应为方功惠，字庆龄，号柳桥）：清代湖南岳州府巴陵县古萝（今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新开镇/龙湾乡古萝土段） ，晚清顺德知县。晚清的顺德漕运与商贸达到鼎盛，方功惠上任时，面对的是水利失修、市场混乱的难题。他不贪腐却善理财，深知“兴利才能富民，富民方能安官”。他先从水利入手，动用公费银修缮堤坝、疏浚河道，让桑基鱼塘免受水患，蚕桑产量大增；又规范丝绸市场交易，制定公平税则，既保障了商户利益，也让县衙的赋税收入稳步增长。他从不收受商户的私下贿赂，但按制度规定，税收超额完成后的“政务奖励”与公费结余，让他的合法收入颇为丰厚。方功惠最大的爱好是藏书，他将任上积累的财富大多用在了搜集古籍善本上。利用顺德便利的漕运，他从广州、江南等地搜罗珍本，甚至派人远赴京城购买孤本，日积月累，藏书达五十万卷，建有碧琳琅馆、十文选斋等藏书楼，与广东藏书家孔广陶齐名，人称“城北方、城南孔”。故宫博物院至今仍留存着他的藏书印记。任满离任时，他的家产已达数万两白银，却无一分来自贪墨——既有养廉银、政务奖励等合法收入，也有他合理理财的成果。返乡后，他以藏书为乐，广结文人雅士，既保全了清廉名声，又成就了“藏书家”的美名，这份“财富”远比金银更长久。

如果任满5—6年，可积累3000—10000两白银，相当于七品知县百年正俸。返乡后可购置良田数百亩、建三进宅院，成为地方小康或小富之家，年收入可达千两以上（按清代江南熟田年产租谷3000石，折银约1200两）。这样的生活水准：雇得起佣人、养得起家眷，社交体面，子孙可接受良好教育。

但不能达到的“巨富”要求。（如家产数十万两），那些在顺德任上暴富的多是贪墨漕运、盐务、赋税，或勾结士绅商贾谋利的贪官，如顺治年间胡天宠、康熙年间胡崇德等，最终都被查处或民怨沸腾。当然守底线者不会强占民田、草菅人命、收受贿赂等这些胡作非为，财富增长自然有上限。

在顺德当知县，缘于当地经济基础好，桑基鱼塘、丝绸、商贸发达，税收充足，养廉银标准高（1200两/年，远超贫困县）。属于当县官人目标中的上县，事务多但资源足，公费银（200两/年）可覆盖办公开支，结余归己。顺德当地 士绅风气正，地方望族（如罗氏、龙氏）重教化、尊清官，逢年节薄礼适度，不搞大额贿赂，既维护官民关系，又不越底线。

古代顺德知县不贪也能“发财”，但此“财”非巨富，而是制度性合法收入+顺德区域位置红利带来的小康有余、家道殷实。像胡友信、倪尚忠等清官，任满后都能带着合法积累的财富返乡，既保清廉名声，又让家族过上好日子。这也印证了“三年清知县，十万雪花银”在顺德的另一种解读——守底线拿合规收入，同样能积累可观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