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共第二位主要领导人，36岁英勇就义，建国后被错定为叛徒

1967年春，一群手持铁锤的年轻人涌进北京八宝山公墓，指着一块石碑吵嚷：“把这座砸掉，’自首分子’不能和烈士埋一起！”几声闷响后，墓碑裂成碎块，花圈被撕得七零八落。墓主人正是1935年在福建长汀慷慨赴死的瞿秋白。谁能想到，曾经的中央主要领导，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写进“叛徒”名单，连遗骨也不得安宁。

倒回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烈火尚未完全熄灭。中共中央改选，34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接过风雨飘摇的指挥棒。这位留学俄国的江苏人文气极浓，却胆识不缺。面对白色恐怖，他在汉口的阁楼里连续七昼夜起草文件，手边只有冷茶和半截蜡烛。彼时的他并不清楚，短短八年后会以囚徒身份写下另一部文字绝唱。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准备突围。身患肺病的瞿秋白恳求跟队伍一起走，却得到医务人员的婉拒。“就按组织决定吧，你要保重身体。”警卫员小声安慰。瞿秋白沉默良久，举杯自嘲：“也罢，我留下，总还有些用处。”酒液入口，一丝苦味在舌尖打转，谁都没有在意这句话里夹杂的绝望。

留下的任务异常艰巨。中央苏区仅余三万余人，粮盐奇缺，外有十几万敌军层层围堵。瞿秋白被推到宣传部长的位置，每天拖着病体走村串户，用通俗土话解释“土地革命”“苏维埃”这些生涩名词。战士们后来回忆：“他读文件像唱戏，村民都爱听。”惜乎环境日益恶劣，加之病情反复，留守机关最终被迫分批突围。

1935年2月，警卫排护送瞿秋白、邓子恢等人沿汀江古道南下。原本安全的交通线此时暗礁处处，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峦里埋伏了地方民团。一个漆黑夜晚，大雨倾盆，他们借着闪电的光芒趟水渡江，衣衫尽湿。上岸后，众人躲进村边破祠堂，烤火取暖。就在这短暂停留的两刻钟，民团已调集数百人，将山头包了个严实。

枪声近了。邓子恢焦急地催：“瞿先生，快走！”瞿秋白虚弱地摆手：“你们先突围，我不拖累队伍。”对话不过两句，却把生死抉择写得冷峻。最终，邓子恢等人突围成功，瞿秋白、周月林、张亮被捕。拘押于长汀后，他们三人坚持对外宣称是“文化工作者”，还联名给鲁迅写信，请他作保。

四月底，假身份被福建省委某负责人亲属揭穿。瞿秋白索性承认身份，随后在狱中提笔写《多余的话》。5月17日至22日，他每日伏案十余小时，一气呵成两万字。与其说是“自白书”，不如说是临终札记：自报政治错误，剖析成败得失，夹杂着对文学、人生的无尽思考。“切莫将我当英雄，”他在后记里写道，“我只是个爱思索的人。”这些句子后来被有意剪裁，成了他“自动脱党”的“铁证”。

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对这位前敌人心存敬意，批准狱中优待：专人送饭，水果、烟酒随意取用；文房四宝全部置备；白昼不加镣铐，一律称“先生”。宋希濂多次劝降，瞿秋白总是云淡风轻，偶尔还用俄语背普希金诗句，显得漫不经心。蒋介石接到汇报后震怒，六月初下令立即枪决。

6月18日清晨，长汀中山公园。瞿秋白被要求拍照存档，他整了整衣襟，背手而立，表情安静。随后，他夹着烟、一边大步走向罗汉岭，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唱《国际歌》。“人类的血债要用人类的血来偿！”歌词在山谷间回荡。九时许，数声枪响，年仅三十六岁的生命定格。当地百姓暗中收殓遗体，葬于盘龙岗松林之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多方寻找烈士遗骨。1955年，长汀老乡按地图指引挖出铜质牙托、钢笔、旧眼镜框，经多方核实确认遗骸。秋天，骨灰护送至北京八宝山，安放时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墓志铭写“革命烈士瞿秋白之墓”。

然而，历史在1966年急转。社会批判潮汹涌，《多余的话》被扣上“自首”帽子。一份揭发材料称：“瞿秋白认罪求生，亲笔承认脱党”，并斩钉截铁指他“反党、反毛泽东”。墓碑很快遭人破坏，守墓职工被迫检讨，瞿秋白遗孀杨之华也受到隔离审查，家中信札手稿被抄得七零八落。风声最紧的那两年，连普通读者若提到《多余的话》，都可能被视为“同情叛徒”。

风暴终有停歇。1976年后，拨乱反正启动。瞿秋白长女瞿秋珊多次写信，呼吁为父亲平反。1978年，上级重审材料，《多余的话》全文重新刊布，比对关押笔录、当事人口供及其他史料，结论明确：瞿秋白拒降，保持革命气节。中央为此前错案正式道歉，恢复烈士称号。长汀县在就义地立纪念碑，陆定一题写碑文八字，用笔遒劲，石粉飞溅。老人对陪同干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总算迟到，但不会缺席。”

不难发现，瞿秋白命运几经翻覆，核心症结在那篇《多余的话》。语言学家李何林后来评价：“文人自剖，本意求真诚；政治斗争，偏爱断章取义。”一句“我不是英雄”在战火中显得真率，在极端年代却成了“变节”的注脚。若非再度审理，恐怕这位曾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早期领袖，会永远背负莫须有之名。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把激情、理想、犹疑、痛苦都写进了文字。他崇拜列宁，也钟情于俄国诗歌；他高呼“打倒军阀”，亦自嘲“文人领导革命常出乱子”。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在后人眼里既有浪漫情怀，也有铁骨铮铮。叛徒与烈士，只隔一纸含糊定义；而真实与谎言，常常只隔一次耐心核查。

今天翻看《多余的话》原稿，字迹瘦硬，墨渍未干的痕迹仍清晰可辨。纸张泛黄，但句句在理，丝毫看不出“自首”或“求饶”的意思。狱中写作环境虽优越，却始终难遮死亡阴影。许多研究者认为，瞿秋白选择“自我解构”，正因为他深知大势已去，愿用坦率为自己，也为后辈留下一面镜子——革命不是神话，领导人亦有缺失。

长汀罗汉岭如今松柏苍翠，烈士纪念碑前常有人敬献白花。当地老人讲起往事，仍会提到当年那个唱着歌、步履从容的病弱文人。相较于墓碑被毁的屈辱，后来那场平反更显珍贵——它提醒后世：历史真相需要耐心，也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