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聂荣臻邀请罗荣桓去钓鱼，席间贺龙突然大喊：老罗莫慌噻

1950年10月，北京的第一场秋霜压低了故宫角楼的檐角，罗荣桓结束一天的会务，刚走出门便觉胸口如被铁箍收紧。值班医生赶来后说的是“心绞痛”，短短几分钟，却像走了一遭鬼门关。外人不知，他本人心里清楚：透支远比战场上的弹痕更狠。

体检报告写得一板一眼：心肌缺血，血压时高时低。医生建议“立刻削减工作量”，可罗荣桓那时肩上压着总政治部、中央军委多条线，哪里肯放手。1953年抗美援朝后期，他频繁往返于北平、沈阳之间，文件堆积如山，几乎夜夜挑灯。就在1954年宪法起草阶段，他曾在夜里连发三次心绞痛，仍坚持批改条文。

孩子的意外去世让他精神防线彻底崩塌。到1956年春，他不得不写信给毛泽东，主动请辞总政治部主任等职务，理由只有一句：“身体不支，怕贻误大事。”毛泽东没有当场批准，反复劝慰后，才安排谭政接任，叮嘱他“安心疗养”。信件存档于中央档案馆，日期清楚：1956年3月2日。

治疗方案很简单：限制公务、每日早操、注意情绪。聂荣臻得知后说：“罗总，你得换个场合练心。”他与贺龙商议，决定带老战友去龙潭湖公园钓鱼。龙潭湖建于明正德年间，解放后改造为市民公园，湖面宽阔，离中南海不过十来分钟车程，既方便又能呼吸水汽。

5月15日清晨，阳光恰好，聂荣臻亲自开一辆吉普到海淀寓所接人。贺龙坐在后排，嗓门照例震天：“老罗，把小药瓶揣好，再叫保姆带把折凳！”罗荣桓笑着应声，脸色却仍泛白。车窗外，法国梧桐的嫩叶刚被晨风吹起，仿佛也在劝他放宽心。

路不算远，三人却像回到晋察冀那段烽火岁月——只不过当年讨论的是战局，如今谈论的是浮漂、鱼饵、钩门号数。贺龙手指粗，系鱼线倒出奇灵巧，他边示范边解释：“先蜜玉米，后面撒麦麸，鱼闻见就往这儿钻。”罗荣桓侧耳听得仔细，显出少见的兴致。

九点刚过，湖面闪起粼粼波光。三人各选位置，抛竿入水。起初浮漂纹丝不动，罗荣桓索性闭目调息。大约一刻钟后，他手中的竿忽然一沉，线条往水里狂扯。他猛地站起，心跳随之加速，却无论如何拉不上来，脚下一滑差点摔倒。

“老罗莫慌噻，我来！”贺龙一个箭步冲来，双手握竿，胳膊用力放线、牵线、收线，配合得像操纵山炮。不到两分钟，一尾通体银亮的青鱼被拖上岸，足有十七斤重。罗荣桓惊得合不拢嘴，忍不住半蹲细看鱼鳞，“这回可把公园钓亏了？”他嘴里嘟囔。

聂荣臻拍拍鱼篓：“放心，每季度打款，团体票。”原来，凡是中央首长到公园垂钓，随行秘书都会按规定补票。规定细得很，连重达五斤以上的鱼也按斤计费。贺龙大手一挥：“咱可不是打游击，组织生活费照交。”说罢哈哈大笑，罗荣桓也笑出了声，眉眼舒展，竟有了久违的红润。

午后，三人搬了小桌，在柳荫下简易炊事。清蒸青鱼、青椒干豆腐外加几只馒头，一壶汾酒配三只小白杯。罗荣桓只抿了象征性的一口，其余时间都在看两位老伙伴吹胡子瞪眼斗嘴。医嘱提醒他要戒酒，他便端着温水陪笑。席间，聂荣臻提起航天事业筹备，贺龙插话：“等你身体好些，一起来南口看看火箭试验。”罗荣桓没接话，只是用力点头，像给自己打气。

夕阳下收竿，鱼篓里已存了五六尾，但最重仍是那条十七斤的青鱼。罗荣桓执意要把鱼送回湖里，说是“留点种”，贺龙却捂着竿子不撒手，“咱打的仗多难得，这一回可不能让它跑。”最终商定，把鱼交给公园管理处称重记账，大家各拿两条中等的带回去改善伙食，剩下放生。

回程路上，汽车穿过东单路口，天色已暗。车里没人说话，只有引擎的低鸣。灯光映在罗荣桓脸上，能看出疲倦，也能看出神情放松。一场半日游，似乎比多少高档药剂都来得管用。医务人员后来在病历里备注：患者情绪明显好转，心率较前稳定。

1957年初，罗荣桓从天坛医院出院，又恢复了部分工作。虽然再也回不到当年那股连轴转的状态，可他至少能以顾问身份继续为部队干部政策出点子。那尾被放生的青鱼是否还在龙潭湖里游弋，无从得知，但医护人员和老战友都认定：那一声“老罗莫慌噻”成了他的救心丸。

有人统计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十大元帅中，罗荣桓是唯一的“军政双全型”，战功卓著又精于思想政工。倘若不是心脏早早报警，中国军事政治史或许会出现更多由他主持的篇章。遗憾的是，1963年12月16日，他终因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终年61岁，距那趟钓鱼已过去七年有余。

不过，1956年初夏那天，三位老帅在湖畔的笑声仍旧留在许多工作人员的记忆里。战争硝烟散尽后，他们用最平常的方式告诉后辈：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也需要阳光、湖水和朋友的呼喊来续命。这一点，比任何豪言壮语都要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