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遇刺与新中国追凶：一场跨越十余年的正义清算

1936年10月20日，广西梧州的一处民宅内，发生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暗杀。死者王亚樵，在民国年间以多次针对独裁者、侵华日军与汉奸的行动闻名，他没有倒在战场，也没有死于公开对抗，而是被熟人诱骗，命丧国民党军统特务之手。这场暗杀的手段阴狠，善后残忍，参与行凶的特务在战后隐姓埋名，试图逃脱惩罚。

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门将此案列为重点侦办案件，倾尽全力排查线索，终将核心凶手抓获并执行枪决。这不是简单的私人恩怨了结，而是新生政权对反革命血债的彻底清算，是对爱国志士生命与尊严的基本守护。

王亚樵的人生轨迹，始终围绕着反抗独裁与抵御外侮展开。他没有加入任何政党，也没有固定的政治纲领，却始终站在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对立面，多次组织针对国民党高层的刺杀行动，试图打破独裁格局。侵华战争爆发后，他将目标转向日军军官与投靠日本的汉奸，用极端方式对抗侵略者，从未对中共党员、进步人士与普通民众下手。

在生命最后阶段，他已与李济深、李宗仁等人接触，计划前往延安，寻求与革命力量的合作。这样的立场，让他成为蒋介石与军统的眼中钉，也让他在民间与进步力量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军统头目戴笠，是这场暗杀的总策划。他深知王亚樵行踪隐秘、警惕性高，正面抓捕难以成功，便选择从内部突破。王亚樵的亲信余立奎因刺汪案被捕后，始终坚守底线，没有透露任何关于王亚樵的信息。

戴笠随即转向余立奎的妾室余婉君，以金钱利诱、家人安危相胁迫，逼迫她充当诱饵。余婉君本就依附他人生活，在特务的威逼下，最终答应配合。她从香港前往梧州，以生活无着、有要事相商为由，多次联系王亚樵。王亚樵重江湖情义，对身边人的信任度极高，并未察觉异常，同意前往余婉君的住所见面。

案发当晚，王亚樵只身前往，刚踏入房门，特务便将石灰撒向他的双眼，瞬间阻断其视线。预先埋伏的陈亦川、王鲁翘等七名军统特务一拥而上，开枪射击、持刀捅刺，王亚樵身中五枪、三刀，当场身亡。特务为了向戴笠交差，残忍地割下他的脸皮，随后又将失去利用价值的余婉君灭口，伪造情杀现场，连夜乘船逃离梧州。这场暗杀，从策划到执行，全程由军统操控，以熟人诱骗、伏击残杀的方式完成，手段卑劣，毫无底线，是典型的特务政治暴行。

行凶后，参与暗杀的特务各自分散，核心执行者陈亦川得到军统嘉奖，在国民党内部混迹多年。戴笠死后，毛人凤接任保密局局长，因私人矛盾故意将陈亦川安排潜伏上海，未安排其撤往台湾。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残余特务与反革命分子成为社会安定的重大隐患，全国范围内开展肃清特务、镇压反革命的行动。王亚樵遇刺案，因受害者的爱国立场、特务手段的残忍性，以及案件的社会影响，被列为重点督办案件。

此时的陈亦川早已化名徐庆楚，隐藏身份，在上海过着普通人的生活，试图彻底抹去与军统、暗杀案的关联。其他参与外围行动的特务陆续落网，口供均指向陈亦川是现场直接行凶的主犯。公安部门多次下发敌情通报，调集警力梳理线索，从军统旧档案、潜伏人员名单、当年目击者与相关人员的证词入手，逐步缩小排查范围。

最终，办案人员从 former 军统女情报员申少珍处突破，获取了陈亦川的藏身地址、化名信息与联络方式，在上海虹口的一处老宅内将其抓获。

面对证据，陈亦川无法抵赖，如实交代了受戴笠指派、参与诱杀王亚樵、灭口余婉君的全部过程。1950年9月，人民法院对陈亦川进行公开审理，以反革命杀人罪、潜伏特务罪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消息传出，当年追随王亚樵的旧部、家属与社会各界普遍认可，这场跨越十余年的血案，终于得到公正了结。

新中国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追凶，并非出于对个人的特殊关照，而是基于三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其一，陈亦川等人是国民党军统特务，新中国成立后仍潜伏大陆，从事反革命活动，威胁新生政权与社会稳定，必须予以清除。

其二，王亚樵虽非革命队伍成员，但其一生反独裁、抗日寇、杀汉奸，属于明确站在人民与民族立场的爱国人士，被特务蓄意暗杀，是典型的反革命血债，血债必须偿还。

其三，新生政权秉持司法公正，无论凶手隐藏多久、伪装多深，都要将其绳之以法，向社会传递清晰信号：任何残害爱国人士、破坏社会秩序的罪犯，都难逃法律制裁。

在民国动荡的年代，王亚樵以个人方式对抗黑暗，最终死于特务的阴谋。而新中国的追凶与枪决，不是延续江湖式的报复，而是用法治与正义，为爱国志士昭雪，为社会清除毒瘤。陈亦川伏法，不仅是王亚樵遇刺案的终结，更是新中国肃清反革命残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标志。历史不会忘记黑暗中的暴行，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逃避惩罚的罪人，这场跨越十余年的清算，最终以正义的实现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