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台湾连长连夜抱着两只篮球游到中国，后来怎样了？

1994年8月17日，盛夏的燕园树影斑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一片掌声中揭牌。主持典礼的林毅夫站在台上，身形修长、谈吐从容。那天有位老教授悄声感慨：“谁能想到，眼前这位新主任，十五年前还是金门的一名连长？”话音未落，旁人已凑近追问。从这里，林毅夫曲折而又跌宕的往事，再次被提起。

要追溯这段经历，得把时间拨回到1979年5月16日的深夜。那晚，金门海面风高浪急，潮水正退。27岁的林正义——当时他还没改名——在连部下达了几道诡异的口令：夜间不得射击水中“游泳者”。命令发布后，他却悄悄脱下标有“连长”字样的军鞋，只带着简易救生装置，向对岸的厦门海岸摸黑下水。

坊间流传他“抱着两只篮球”漂过海峡，这其实是后来官兵瞒报时编出的段子，用来解释为何军营突然禁止携带篮球。林毅夫后来打趣：“真有人抱球游两公里？你试试就知道有多难。”然而，那个夜里，他确实凭借出色的水性和一条潮汐表，硬是在凶险水域里撑到了对岸，这一步改写了此后的人生坐标。

要理解这场冒险，不妨再往前翻十年。1952年10月，宜兰小镇，一个穷苦木匠迎来了第三个儿子，寄望他能“伸张正义”，便取名“正义”。家境清寒，母亲靠洗衣度日，兄长辍学挣钱供弟弟读书。可偏偏这孩子志气很高，成绩名列前茅，1971年考入台湾大学农工系。那一年岛内外风云骤起，“保钓运动”首先点燃学潮。台大校园里，林正义和同龄人一样高呼口号，也比多数人更敢冲锋。他组织大一学生代表会，与学长马英九在校园里相互竞逐，稚气却锋芒毕露。

同年夏天，他在成功岭军训。军营的操场烈日烤得人眼花，教官却对这名一米八三的少年格外青眼相加。第五周，他突然递交了从军申请。上峰看中他的学历和形象，旋即批准“投笔从戎”。蒋经国亲见这位“热血青年”，赞他“立志报国”。旋即，他被安排进凤山陆军官校深造，改名林正谊。毕业时名列前茅，又被送往政大拿硕士学位。1978年，刚满二十六岁的他，佩上金门马山连长军衔。

然而，大时代急剧转折。1978年12月，美方宣布与北京建交，台美防御条约作废。进退无门的前线军人天天听到厦门广播的“东方红”起床号，也暗暗琢磨自己的归宿。林正谊在营房小窗外架起半导体收音机，夜里反复收听对岸的评书和新闻。耳边是浪声，也是思绪翻涌。一次闲谈，他得知十年前有位排长夜渡归真。那故事像一粒火种，埋在他心底。

1979年春，他趁探亲回台，悄悄处理了一些个人事务：看望父母，陪怀孕的妻子陈云英散步，还与朋友张家生长谈至深夜。“两岸终要走到一起，”他低声说，“我该去看看真正的中国。”朋友沉默片刻，只回了句：“保重。”分别时，两人握手很久，没有多言。

金门的那片海最后成了分水岭。林正义上岸后，随即被安置到厦门，随后的日子低调得近乎隐身。很快，他改名“林毅夫”，申请到北京大学研读经济学。北大老校长请名宿陈岱孙把关，副主任董志俊试探着问：“你为何选经济？”林毅夫答得直接：“两岸终归要统一，总得有人同时懂台湾与大陆经济。”这番话打动了面试官，也奠定了他的学术方向。

1980年秋，他成为北大经济系研究生。课堂里，他拥有扎实的微观、宏观理论功底，还能用英语跟外教辩论。1980年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访华，需要口译。林毅夫被推上讲台，与大师并肩而立。“愿不愿意到芝加哥来？”舒尔茨问。他愣了几秒，回道：“当然愿意。”一次握手，一纸邀请函，高达全额奖学金的通知很快抵京。

1982年，林毅夫漂洋过海赴美深造，主攻农业与发展经济学。4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接着又在耶鲁完成博士后。其间，他与一直苦寻他的妻子重逢。机场相见，陈云英一句“你终于平安”，两人已泣不成声。随后，妻儿相继赴美团聚。

1987年夏，外界普遍以为这对夫妻会在美国发展事业。林毅夫却毅然决定归国。那时国内正兴起“出国潮”，北大同门都觉得他反其道而行。可他认准了中国需要系统的经济学研究，更需要走出去再走回来的实践者。

回国后，他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又受邀执教北大。1992年，他与吴敬琏共享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1993年，《中国的奇迹》面世，引发学界轰动；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挂牌，他担任首任主任，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打下深厚根基。

转眼到了2008年，他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成为首位担此重任的中国学者。美国同僚曾半开玩笑：“你的履历比论文更传奇。”他只笑而不语，心里仍惦记着海峡那端的故乡。遗憾的是，由于通缉未撤销，2002年父亲去世时，他终究未能回宜兰奔丧，只得在北京遥祭灵位。

纵观林毅夫的足迹，学生、军官、投海归大陆学子，到世界级经济学家，一次夜渡划开了前半生与后半生的分界线。金门海水拍岸的声音，或许仍在他脑中回荡，但更多时候，他把那股奋力向前的劲头，倾注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考与建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