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越南女兵俘虏十几年，日夜想念祖国，回来后他却又开始后悔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清晨，广西凭祥友谊关雾气未散，岗楼里的边防战士忽然集合：越方移交了一名失踪多年的中国老兵。浑身风尘的黄干宗被扶下吉普，脸颊凹陷，衣衫粗朴，可他一抬头，眼神却死死盯着国旗。围观的乡亲还没反应过来，这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已经脱帽行了个标准军礼，声音沙哑：“我回来了。”

消息像炸雷在村里炸开。十三年前，他在对越作战中失联，部队只给家里寄来一张“下落不明”的通知书。母亲哭瞎了一只眼，家门口的香案再没撤过。谁能想到，儿子竟从“敌后”走了回来？等大伙儿打听清楚经过，所有人一时无言：这小子居然被两个越南女兵带进深山，一关就是大半生。

记忆回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中越边境炮火齐响，年轻的新兵被挑进反击战序列。黄干宗那年十九岁，刚从柳州参军，不到半年，端着北方工厂赶制的五六式冲锋枪就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层林尽染的高原上，空气里混着硝烟与硫磺味儿，他心里却烫得像火：立功、转正、让母亲骄傲，这是当时唯一的念头。

他的兵种是后勤运输。名义上远离前沿，实则同样打着生死牌。前线需要炮弹、大米、药品，他们一队十几个人，每三天穿密林送补给。白天易被侦察机发现，夜色成了天然屏障。老班长一句话“夜里走，活得久”，战士们记得牢。前两趟顺风顺水，第三趟却迎面撞上伏击。

地点是谅山外的芒街小道。左右是灌木墙，只有一条细长土轨。还未来得及反应，成排子弹撕开夜幕，枪口火光像鬼眼。班长大吼：“快分散！”话音刚落，他已扑倒在地，以胸口挡住迎面一梭。血雾里，黄干宗肩头骤痛，耳边嗡鸣。他拼命拖着伤腿钻进林子，可没跑出百米，后脑挨了一棍，眼前顿时一黑。

醒来后，粗麻绳勒得他浑身青紫。洞里昏黄油灯下，两个身材消瘦的越南女兵蹲在他面前，一人举刀，一人扯着布条。黄干宗以为自己要受刑，牙关一咬，准备自尽。谁知对方只是解开军装替他包扎，动作生涩却小心。尴尬僵持后，黄干宗低声说了句：“多谢。”年轻的女兵回以一个罕见的微笑——战场之中，这种温情近乎奢侈。

几天相处下来，真相浮出水面。原来她们是被越南政府强征的乡村姑娘，连夜逃离部队，不敢回家也不敢投降，只能在林中苟活。她们把黄干宗当作保命的筹码，“要走可以，但你得保证别带兵来抓我们。”黄干宗答不上，只能暂时委身山洞。

雨季很漫长，山洪、毒蛇、疟蚊、饥饿，一样都没缺席。三个人靠打猎、采果过活，粗饭淡茶中摸索出蹩脚的越英混合语。敌意在篝火旁慢慢化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默契。一次夜里，外头雷声滚滚，女兵阿娟突然低声问：“你家在哪？”黄干宗沉默良久，只答一句：“南边，母亲在等。”

一九八一年春，阿娟提出结婚。对方眼里有羞赧也有决绝——在她看来，丛林就是世界，眼前这个俘虏或许是唯一的归宿。黄干宗迟疑，但求生本能占了上风：若成亲，也许能换来更多自由。草编戒指、野花作喜糖，山洞里简单叩头，两人便算夫妻。

随后，女婴呱呱坠地。黄干宗抱着襁褓，心中五味杂陈。孩子的哭声，像一条柔软的丝线，把他绑在这片陌生土地。日子虽苦，总算平安。他砍树，搭起木屋；她们种番薯，织草席。浅溪里洗衣时，阿娟笑着用竹叶给他做草戒，黄干宗心底却隐隐发紧——远方的老母，是否还在？

一九八六年，河内宣布“革新开放”，边境气氛不再一触即发。可对于深山里的三口之家，这无异荒原里传来的模糊鼓声。又过了几年，小女孩已能跟父亲学唱《南泥湾》，黄干宗却总在夜里对着北边发呆。阿娟看穿他的心思，淡淡说：“若真要回，带我和女儿一起。”他握紧她的手，没有回答。

转折点出现在一九九三年初夏。山坡脚下出现了施工队，人声杂沓。黄干宗偶然捡到一个印着“云贵电网”字样的玻璃瓶，仿佛被平地惊雷击中。他沿着施工声摸去，见到戴红袖章的中国电力工人。话未出口，眼泪先冒。那位师傅愣住，掏出旱烟：“老哥，你是自己人？”黄干宗哽咽：“我是解放军，柳州某部，失散十三年。”

此后，中越边防办联合核查，确认身份。手续跑了半个月，他才踏上返乡卡车。车轮颠簸，每一次跳动都像撞在心口。抵家那晚，母亲靠在门槛，花白头发在灯下发亮，老人颤声喊：“干宗？”他跪倒在地，抱住母亲双腿，泪水打湿灰土。

乡亲们的慰问持续了好几天。黄干宗讲到洞穴、女兵、孩子，男人们咋舌，女人们长叹。喝到半醉，他突然拍桌子：“我要把她们接回来！”众人面面相觑：十多年的战俘，居然还想回越南？有人好心劝他：“兄弟，隔阂大着呢。”他摇头：“一家人，不能永远隔河相望。”

现实却给了迎头一棒。那时两国尚未完全恢复民间婚姻往来，更别提战时俘虏与逃兵的复杂身份。越方担心旧账重提，中方手续也层层卡壳。信件寄出无数，音讯全无。夜深时，黄干宗常把枕头弄湿，第二天却若无其事地去集市采买。

为了守在最近的地方，他干脆在凭祥镇租门面做边贸生意。白天，他跟客商讨价还价；暮色里，则走到河边，点上一支烟，望向那片熟悉的群山。有人问他为何执意如此，他只淡淡道：“山里有老婆孩子，心丢那边了。”

战事早已成史料，但战后的脉络依旧缠绕着活人。一个十九岁少年带着报国的豪情出征，踏进密林时绝想不到，命运会把他推向一段跨国婚姻，更不会想到，真正的苦难不是炮火，而是和平到来后人心的撕裂。如今，黄干宗的档案里仍写着“复员”，可对他自己而言，归来只是另一场漫长的等待。

夏夜的边关偶尔灯火通明，偶尔寂如深井。黄干宗立在铺子门口，身后是缕缕灯光，面前的黑暗里传来虫声。他抬头看北斗，手里攥着那只印有中文的旧玻璃瓶，指关节泛白，却没有再说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