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京官接受地方官的孝敬是惯例，但并不是所有礼物都能收，有三类孝敬礼需坚决拒绝

道光二十年前后，秋日初凉，北京城里烧起了第一炉炭火。城南一处小小宅院中，一位刚到京中报到的地方官，提着几只小心翼翼封好的礼盒，在门口踱来踱去，不敢按门环。他身边的老仆人低声说：“老爷，这要是不送，日后可不好办事啊。”那位官员沉默良久，只回了句：“送，也得看人家敢不敢收。”

这一幕，在清代官场并不新鲜。地方官进京陛见、述职、面圣，几乎离不开一件事：孝敬京官。炭敬、冰敬、节敬、别敬，这些听上去颇为斯文的字眼，背后是实打实的银子和物品。就连后来声名显赫的曾国藩，进京的时候也要为礼数操心，生怕失了规矩，又怕囊中羞涩撑不起场面。

有意思的是，这种你来我往的“孝敬”，表面上是天下通行的官场礼数，却并非没有边界。晚清官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了许多细节。再加上翁同龢等人的日记，可以看到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事实：京官接受地方官孝敬固然是常态，但绝不是“来者不拒”。有三种礼，他们宁可得罪人，也不能收。

这种“能收”“不能收”的分寸，既是官场生存法则，也是清代政治生态中一条隐晦而坚硬的底线。

一、有名有实的“孝敬”，为什么反而要谨慎

清代中后期，京官和地方官的经济处境差别极大，这是一个不太被普通读者注意，却非常关键的背景。地方官手里握着实际财权，尤其是省、府、道、县各级长官，名义上俸禄不高，实际上通过各种“陋规”“加耗”“盐厘”等收入，手头并不拮据。相比之下，许多京官在六部衙门里做事，权力大，银子却少，连日常开销都要精打细算。

在这套现实格局下，从地方到京城的“孝敬”，就显得顺理成章。表面上是“情分”，骨子里是利益平衡：地方官通过礼物表达尊重与依附，京官则在原则范围内给一些方便，或者至少做到不为难人。只要双方都守住边界，这种灰色地带，朝廷也默认存在。

张集馨提到，官场上常见的礼，有季节性的炭敬、冰敬，也有按时节送的节敬、逢人事的别敬。它们有固定习惯，数额大致有谱，人情也算说得过去。关键在于，这类礼从形式上是不带条件的。

通俗一点说，地方官送到门上的，不是“请你给我办某件事”的辛苦钱，而是“平日里多照拂”的打点费。京官收了礼，可以在规矩之内多关照，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对送礼人来说，只求日后不被穿小鞋；对收礼人来说，只要不写明“有所求”，就还能自圆其说。

但不得不说，这条线非常细。一旦礼物后面挂上了具体诉求，性质立刻变样，京官也就不能像对待普通“孝敬”那样轻松了。

同治九年（1870年）的一件小事，就把这条界线勾勒得很清楚。当时的翁同龢，已经是朝中举足轻重的大员。他的一位门生贺培桢，身为国子监贡生，中秋节按惯例送了50两节敬，这种带有节日性质的礼物，师生之间，本也合情合理，翁同龢就收下了。

问题出在“再来一次”上。没过几天，贺培桢又登门，这回送的是100两，而且时机颇为微妙。翁同龢与他闲谈时，察觉对方言语间尽是功利算计，心里就有了疑问——节日已过，为何又来？数额翻倍，又为哪般？后来通过其他渠道得知，这位门生正在京城四处活动，希望谋个官职，于是翁同龢就更确定这100两并非寻常人情，而是“有所求”的投石问路。

这种礼，再漂亮的说辞也遮不住背后的目的。翁同龢断然谢绝，不仅是出于个人清望，更因为那一代京官，对“有所求的礼”普遍有一种本能的戒心。

在晚清的语境里，一份固定名目的孝敬，朝廷可以视而不见；但如果礼物与具体办事挂钩，那就带上了“受贿”的明显嫌疑，已经威胁到官员本人的政治安全。送礼的人可能只是图个机会，收礼的人很可能因一时心软，日后身败名裂。

试想一下，在一个到处流行“规矩”的官场，连习以为常的银子都有人不敢收，其背后的风险判断，已经不只是个人好恶，而是对制度底线的揣摩。

二、面子上不好看的礼，反而最让人忌惮

贺培桢那一回，多送一次银子，起码还有个“门生拜见”的台阶。而有些礼，从一开始的方式，就“上不了台面”。

光绪七年（1881年）冬天，新任台湾道刘傲进京述职，依照惯例拜见朝中要员。像翁同龢这样的一品大员，是他想结交的对象之一。送礼这件事，在刘傲眼中大概也不算什么秘密，他按例准备了别敬，打算借着“问候”的名义建立一点关系。

问题在于，这两人此前没有任何交往，连点浅薄的私人情面都说不上。这样一位远道而来、素不相识的地方官，突然捧着礼物上门，哪怕嘴上说得再客气，在老到的京官看来，也难免有种“说不出口的目的”在里头。

翁同龢没有收。理由其实不复杂：没有交往的基础，谈不上“往来”，礼物也就显得突兀。即便一时收下，日后也很难找到一个既对得起自己名声，又能妥善处理双方关系的方式。不如一开始就拒绝，免得愈陷愈深。

两年后，局面变得更加尴尬。光绪九年（1883年），刘傲的儿子刘浤，以秀才身份拜见翁同龢。这个年轻人仪表端正，谈吐也算得体，翁同龢对第一印象还算不错。然而在交谈间，刘浤话锋一转，提到父亲在台湾任上不甚如意，经常受到上司钳制，希望翁同龢“从中帮衬”。话未落地，500两银子已被推了出来，名义仍是“别敬”。

这就不仅是不合时宜，而是赤裸裸地触犯了忌讳。对一名一品大员来说，像这样通过后辈转送银两，夹带诉求，还用“孝敬”的外壳包裹起来，既伤对方的身份，又有损自身的名声。翁同龢勃然大怒，当场严词拒绝，毫不留情。

更严重的是，这件事之后，刘家哪怕再按常例送上冰敬、炭敬，翁同龢也不愿接受。不是嫌钱，而是嫌这份礼，从一开始就失了分寸。君子之交尚且讲究一个“光明正大”，更何况是牵涉仕途的官场往来。

有意思的是，在很多普通人眼中，礼物大小似乎是关键，数额越大越敏感。但在晚清官场，真正让人忌惮的往往不是数目，而是方式和场合：是否公开，是否与身份匹配，是否有足够的“说辞”遮掩。上不了台面的礼，即便数量不算惊人，也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

从这个角度看，“不能收”的一类礼，往往不是因为钱多，而是因为一旦收下，日后想洗清“暗通款曲”的嫌疑几乎不可能。对于那些在权力中枢行走的京官来说，面子背后其实是生死攸关的政治命脉。

三、位高权重者的“绝对谨慎”

如果说普通京官还可以在灰色地带中小心穿行，那么站在权力顶端的那一批人，几乎只能选择“宁可不近人情，也要避嫌到底”。

雍正朝的张廷玉、乾隆朝的傅恒，就是这样典型的例子。两人都做过保和殿大学士，又在军机处担任首席大臣，真正意义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种位置，说好听些是“宠臣”，说直白点，是皇帝手中的利器。哪怕有一点点不干不净的风声，都可能被解读成“另结山头”。

送礼到他们门口的人，可以说络绎不绝。地方大吏、旗营将领、商人豪绅，都盯着这两扇门。只要能搭上一点线，哪怕不求大用，只求不被排挤，也算值回本钱。在这种环境下，坚持“不受礼”，反而需要极大的自制与耐心。

史料记载，张廷玉对来送礼的人，多是直接呵斥，甚至毫不客气地把人赶出门去。有些人不死心，托亲友转弯打招呼，也照样被他挡了回去。傅恒也差不多，只要闻到一点“求人办事”的味道，再好的礼品都不肯碰。

不得不说，他们的态度并非单纯个人清高，而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政治选择。对于皇帝来说，手里的重臣最怕染上“私受馈赠”的名声，那不再只是贪腐问题，而是“结党营私”的危险信号。皇权时代，“皇上信任”才是最高通货，任何可能动摇这份信任的举动，都要尽量避免。

张廷玉之所以能在雍正、乾隆两朝屹立不倒，傅恒之所以能得到乾隆格外的器重，与其说是才干出众，不如说他们懂得，在某些时候，拒绝一笔看似划算的“人情”，比收下十笔银子要重要得多。

时间往后移一点，到晚清，和珅、奕劻这些名字几乎成了“贪腐”的代名词。和珅在乾隆晚年，权倾一时，礼物收到手软；庆亲王奕劻在光绪、宣统年间，也长期盘踞权力中枢，被讥为“九门提督之外的九门总管”。他们“有礼必收”“有事就谈”的作风，确实满足了不少人的现实需求，却也把自己推到了舆论和历史的对立面。

从结果看，同样是位高权重，不同的选择，换来截然不同的结局。有人用“近乎苛刻”的自律换取帝王信任，有人靠“来者不拒”的手段堆起一时的权势高峰。前者不讨喜，却稳妥；后者看似风光，实际如履薄冰。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清后期，政局日益腐败，银钱往来更成风气。哪怕如此，一些老成的京官仍然会坚持那条简单却难行的原则：位越高，越要少收礼，能不收的尽量不收。这不是道德高调，而是对政治风险的冷静判断。

四、灰色规则里的三条“红线”

从张集馨笔记，到翁同龢日记，再到前后几代权臣的行事风格，可以看到一个颇为复杂的现实：清代官场的“孝敬”制度，本身就带有灰色属性，却又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套颇为精细的分寸感。

简单归纳，京官在收礼这件事上，心里大致有三条红线，不便言说，却人人心知肚明。

第一条，是礼后不能带明确诉求。常例的炭敬、冰敬，讲的是“往来情分”；一旦礼物之后跟着具体的官职、案子、官司、升迁提拔，就从“情分”变成“交易”。前者尚可自辩为“陋规”，后者在法律和舆论上都站不住脚。像贺培桢那类“先送礼再谋官”的操作，看似聪明，其实轻易就会被识破，反而让自己落在“不知分寸”的名声上。

第二条，是礼的方式要“站得住台面”。有交往，有名目，有可供解释的节令、事由，这样的礼即便被人提起，也还能说一句“往来人情”。反之，素昧平生，突然送上大笔银两，还通过子弟、亲眷等旁门方式转赠，就难免显得鬼鬼祟祟。翁同龢对刘家的态度，变化就非常明显：不是嫌礼薄，而是嫌手法俗。

第三条，是位置越高，越要主动做“绝对谨慎”的那一头。张廷玉、傅恒之所以受到肯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把“拒礼”当成一种常态，不给别人递话的机会，也不给自己留下把柄。对权力顶端的人而言，哪怕是一份看上去完全合乎礼节的馈赠，只要接多了，被人抓住一点“结交地方”的话柄，就很难撇清。

这些看似琐碎的礼数，背后藏着的是清代官场的微妙平衡。一方面，制度并未能真正杜绝银钱往来，反而容忍了某种程度上的“陋规”；另一方面，官员个人又必须在这片灰色地带中，不断给自己划线，判断哪一步可以走，哪一步坚决不能迈过去。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记载里，不少京官嘴上说“不收礼”，实际却会在细枝末节上做一些“折中”：比如只收节令小物，不收大笔银钱；只收老友旧识的常例敬礼，不收新交之人的突然登门；只收无具体诉求的“寒暄”，不收带条件的“委托”。这些做法，既保留了人情的余地，又尽量远离最危险的区间。

从结果看，清代官场的“礼”与“法”，常常交织在一起。一份礼，看上去不过是一包银两、一盒珍品，落到具体人身上，却可能变成一个人仕途的转折点。有人因为及时拒绝，守住底线；也有人因为一时贪心，跨过红线，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

从道光到光绪，短短数十年间，送礼和收礼的故事在京城里反复上演。地方官进京，仍旧要为礼物伤脑筋；京官在户部、礼部、军机处来回周旋，也绕不开“该不该收”的念头。表面上看，这是人情往来；再看深一点，则是权力结构下的一种特殊自保方式。

官员们在银钱和名声之间取舍，终究要自己担责。银子进门容易，名节一失却难以挽回。那些被记载下来的拒礼故事之所以被反复提起，不在于主角们多么高尚，而在于在一个礼俗横行的时代，他们至少还清楚，有些礼，表面上是好处，实际上是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