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大官秘密回家，女儿开门后却吓得大喊：爷爷，要债的又来了

1938年深秋的一个午后，皖南芜湖城外的老巷子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木门刚被推开，屋里蹦出个扎着小辫的女孩，她抬头一看，只见门口站着一位满脸络腮胡、身着黑色西装的陌生男人。小姑娘“哇”地一声跑回屋里，边跑边喊：“爷爷，爷爷，要债的又来了！”那一刻，站在门口的男子愣了半秒，随即鼻尖一酸。他就是闯荡在隐蔽战线十三年的李克农——彼时已是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却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只是一名“行踪诡秘的商人”。

屋里传来粗重的脚步声，老父亲扶着门框出来，看见眼前的人，手中的旱烟杆当场掉在地上，激动得连声音都颤抖：“克——克农？”李克农连忙上前扶住父亲，轻声说：“爹，是我，回来看看。”这场父子重逢只持续了片刻，外头天色逐渐暗下来，巷口还有巡逻的宪兵，李克农不敢多留。短暂寒暄后，他在灶膛旁烤热了一壶水，默默把带来的银元塞到抽屉，再次踏上奔向前线的火车。女儿贴在窗外看着人影远去，小声嘟囔：“原来不是要债的。”

跟随时间再往前拉二十一年。1917年，18岁的李克农背着行李北上，进了京报做发行员。那是一张敢于抨击时政的小报，消息犀利，因此被北京政府勒令停刊。年轻的李克农亲眼见到同伴被捕，一股反抗的火焰在胸口烧了起来。报社被封，他转回芜湖，父母见儿子屡陷险境，急忙替他指腹为婚。新娘赵瑛温婉爽朗，她对未婚夫参与进步活动毫无怨言，以一句“路再远，也要跟着你走”表达立场。婚后，两人聚少离多，可感情因此更为深厚。

大革命高潮中，李克农按照组织安排加入国民党，化名“李可农”。1927年4月，芜湖的国民党右派密谋清共，李克农抢先把情报递到中共芜湖特委，多名骨干得以提前转移。这一手为他招来悬赏令：五万大洋。赵瑛听到消息时怀胎四月，她提着湿漉漉的裙摆跑了十余里路，只为一句提醒：“走！他们追来了。”等李克农消失在雨幕里，赵瑛才扶着墙壁大口喘气，泪水与雨水混成一片。

1928年春，周恩来在上海布设新的交通线，点名要李克农赴沪潜伏。“要在龙潭虎穴里打游击。”李克农答应得爽快。为了掩护身份，他西装革履，住进公共租界的高级公寓，隔壁正是徐恩曾外室的住所。两年间，他以“忙于生意”的姿态频繁出入“中统”机要科，收集情报如抽丝剥茧。赵瑛带着孩子悄悄搬到上海，一家人白天是小市民，夜里却像潜伏于深海的电鳗，随时放电。邻居只知道这户人家常有公文包进出，对其真正来历毫无头绪。

变故出现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了，情况紧急。”陈赓在弄堂里只来得及丢下这一句。李克农闪身而去，回头吩咐赵瑛：“别回家，分散隐蔽。”话音未落，已没了踪影。赵瑛抱着三个孩子，在阴雨连绵的黄浦江边流落数周。直到交通员接应，她才搭船离沪。那段日子，她常在夜里哄孩子睡觉时低声自语：“别怕，爸爸还在。”那么坚硬的上海滩，也因这句嘟囔泛出了柔软的光。

自此六年，李克农辗转中央苏区、赣南、闽西，负责侦破敌特、策反交通线。他的姓名在组织内部不断更换，从“李可农”到“程光”，从“王庚”到“龙云”。他记不清换过多少住址，却清楚每一次暗号声背后都是同志的性命。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迫坐上谈判桌，局势出现罕见喘息。李克农掩人耳目，用最普通的家书报了平安。字里行间，看不出半点身份，却让远在芜湖的双亲知道：孩子还活着。

抗战全面爆发后，李克农成了中共中央赴敌后工作的骨干。武汉会战期间，他化名“李秀川”，常以国民党军统联络官的身份出入各方。炮声不断，情报抢分秒。有人问他怕死吗？他摇头：“枪口再近，也比暗处的背叛可控。”正是这种游走锋刃的本事，让他在重庆多次挫败了军统的刺杀计划，为延安送去日军进攻的第一手资料。

也是在重庆任内，他终于抽出一天时间南下。那便是开篇提到的回家探亲。络腮胡子是为了掩护身份，黑西装是为了取信国民党上层，没想到却吓坏了女儿。这一幕成了李克农一生最难忘的瞬间：家庭与革命两座山，谁都压在肩头，举步维艰。

1945年抗战胜利，国共和谈波诡云谲。李克农以中共代表团成员身份赴北平、南京周旋，为和平争取最后的机会。1946年7月，他在上海秘密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把部分电台设备转运到解放区。熟悉的弄堂早已面目全非，昔日的住所成了弹痕累累的废墟。他站在门前，拾起一块掉漆的门牌，心里翻涌，却只轻轻放回原处——家，终究要靠新中国的旗帜遮蔽风雨。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李克农奉命进入北平，接管国民党中央情报机构的档案。那时他不过五十岁，却满头华发。身边的警卫员见他彻夜伏案，忍不住劝一句：“李部长，歇会儿吧。”他笑答：“档案在，同志在，咱得快。”此后，他协助组建中央军委总情报部，奠基新中国情报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终于在北京安了家，赵瑛带着孩子们进了城。再次见面，女儿已出落成大姑娘，她红着脸端茶过来，轻声说：“那年叫您‘要债的’，我一直惦记着。”李克农摆摆手，笑得像个老父亲：“债是欠的，这一辈子都还不完。”那“债”，不是银钱，而是对家庭的亏欠。

值得一提的是，李克农去世前，仍把组织档案视若生命。他在遗嘱里只写了十二个字：“信仰不变，纪律至上，家人勿念。”简短得像他一生的暗号，却道尽了隐蔽战线的铁律。赵瑛后来对友人说：“他最怕别人把他当英雄，只愿记他是一位普通丈夫、父亲。”然而历史不会忘记，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正是这些“普通人”让黑暗中多了一线光。

回想1938年那一声“要债的”，透出的是孩子的天真，也是时代的残酷；隔着门槛的人，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战争。门关上，地下工作者继续潜伏；门打开，女儿看到的却是不相识的父亲。很多年的刀光剑影，就浓缩在那一瞬的错认里。李克农与无数隐名埋姓的同志一样，把最柔软的亲情封存在心底，用另一副面孔闯荡险境，直到新世界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