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突围前，黄维让胡琏照顾他老婆，但胡琏的做法很不讲义气

1948年12月3日夜，双堆集西南三十里的荒滩上，胡琏摸着坦克冰冷的钢板，低声嘟囔：“再不走，天就亮了。”炮声、哨声、马达声搅成一团，十二兵团已陷半腰泥沼，所有人都明白命悬一线。就在这个节骨眼，兵团司令黄维递过来一小瓶安眠药，轻飘飘地补上一句：“要是冲不出去，你我各安天命。倘若能活着，记着，替我照应蔡若曙和孩子。”胡琏装作点头，心里却“咯噔”一下——他对黄维的怨气原本就塞满胸膛。

半年前，也就是6月，国民党在南京敲定“兵团制”改革。第十八军出身、打了一辈子硬仗的胡琏本以为早晚由自己来领十二兵团，谁知桂系白崇禧一句话，蒋介石便把“帅印”递给了离战场多年、口碑平平的黄维。胡琏火气直冲脑门，先借父丧回汉口，再托辞牙病逗留上海，摆明车马给老蒋看——这口气咽不下。

黄维领兵上阵后，很快让部下看出名堂：作战会议上，他满口“孙子兵法云”，提问战术细节却只会翻讲义。副参谋长私下感慨，“司令像在开军校课堂”。老胡在上海剥葡萄皮听汇报，越听越窝火，直骂“纸上作业”。然而骂归骂，十八军毕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真要打烂，心里也难受。于是十月中，胡琏带着缠着绷带的脸回到阵前，暂时放下私怨，指望拉兵团一把。

可战场不等人。十二兵团突入宿县方向才发现，刘伯承、邓小平早在两侧摆好口袋阵。转眼间，整整十二万人被压缩到方圆几十里的弹坑与水洼之间，粮弹渐绝，电台嘶哑，黄土随风飘。黄维犹豫再三，指令一变再变，下属心里直打鼓。杨伯涛悄声提议：“掉头南撤，还能留条生路。”黄维面沉如水，只回一句：“委座命令不可违。”

12月6日拂晓，顾不上天色微亮，黄维下令分左右纵队向固镇方向强突。胡琏出于职业本能，硬生生在正面扯开一个口子，却发现回头看不到黄维的坦克。再回身，黑压压的解放军已像闸门落下，十二兵团就此被切成数段。胡琏明白，这回真完了。

断粮第五天，尸体臭味和焦土味混杂在一起，谁都能嗅到覆亡的味道。廖运周带着110师站出来请缨：“我打头阵，掩护大伙。”黄维如获至宝，把精锐装备全交给他，没想到对方半夜里忽然掉头向北，接应的却是中原野战军。天刚破晓，枪声却稀稀拉拉，黄维懵了，胡琏却在心里骂：果然还是反水了。

再熬九天，粮绝弹尽。12月15日夜，两辆美制M4缓缓沿沟壑滑行，黄维、胡琏各据一辆。谁知黄维那台车没走出一百米就“咔嚓”熄火，驾驶员手忙脚乱也修不好。黄维只得弃车步行，不到两里便被俘；胡琏那辆也在村口陷入稀泥，他负伤翻下车，被贴身卫士拖向一条小河。月色惨淡，他们抢来渔船，顺流飘走，才摆脱了追兵。

一个月后，胡琏在台北疗伤，左臂骨折还未痊愈，就被探病的蔡若曙堵在病房。她抱着三岁小女儿，一开口便带哭腔：“胡兄，我家老黄凶多吉少，能否帮我向政府要份抚恤金？”胡琏眉梢一挑，冷笑：“全军覆没的将军，要什么脸要钱？”一句话堵回去，扶着门框就把人送了出去。护士回头望他，他只甩一句：“战场上，他坑了我半条命，哪来面子？”

外人未必知道，胡琏对黄维的怨，从来不只那顶兵团司令帽。早在抗战后期，两人同在十八军，一个胸怀丘壑，一个把教员脾气带到军中。黄维瞧不上老胡的“匪气”，胡琏又烦透了黄维的“教条”，暗地里称他“榆木桩”。分歧最烈的一次，是在河南滑县，黄维硬要按兵法在平原修“支撑点”，胡琏坚持机动作战，两人吵得面红耳赤，差点拔枪。若非陈诚压场子，已是一场流血收场。

过往心结尚未解，十二兵团又被拖入灭顶漩涡。黄维投降时三十九岁，胡琏逃出生天时四十一岁。年纪虽近，命运却就此分叉。1950年1月，被押往东北战俘营的黄维，在火车站看见东北冬日的冰霜，嘴里嘟囔：“兵法上说，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假的。”他脊背挺得笔直，可眼神灰败。同行的杨伯涛憋不住，嘶吼一句：“你是国军的掘墓人！”

胡琏的命好得出奇。1950年底，他率18军余部退守金门；1949年10月的古宁头，他抓住潮汐时机，硬生生顶住解放军海渡。那一役，让蒋介石对他刮目，台北政坛多添一位“救命恩人”。可老胡心结仍在，凡有人提黄维，他便摆手：“没那个兄弟。”副官酒后冒一句“要是当年黄司令听你的——”，话没说完就被训得狗血喷头。

战犯管理所里，黄维把自己关进实验室，整天画齿轮、算转速，扬言要造“永动机”。警卫问他图纸，他抬头淡淡一句：“真能转起来，天下就有奇迹。”1964年第一次特赦时，名单里没有黄维，他面无表情地说：“事实没到。”管教听得头大，却又无可奈何。

1975年春节前，第三批特赦批文终于落到他手里。出门那天，他理了平头，穿件灰呢大衣，背手站在高墙前，抬头望半空，嘴里轻轻一句：“终究还是变了。”别人听不出滋味，他自己却清楚——现实把所有纸上谈兵都给撕碎了。

黄维返京安置，薄薪度日，仍痴迷于齿轮和油泵。蔡若曙神经衰弱，一到夜里就叫孩子名字。黄维不懂安慰，常常沉默到天亮。1976年初春，她终于崩溃，跳入冰冷的永定河。亲友赶到时，只捞起一只绣着“若曙”二字的手绢。黄维坐在河堤上，手里握着铁尺，嘴里念念有词：“公式没错，怎么就不动呢？”

1977年，胡琏在台北因心梗去世，军方开追悼会，礼兵抬棺，礼炮齐鸣。台下有人低声说：“老胡这辈子最怕的不是炮弹，是黄维那张脸。”然而黄维再也没机会与昔日“副手”聚首，他的最后行程停在1989年盛夏。噩耗传时，台湾报纸只给了小豆腐块，而北京西郊的送别也寥寥数人。一名学者念讣文时提到永动机项目，停顿片刻，终究没讲下去。

两位昔日战友，一逃一俘，一人成了“金门英雄”，一人成了“顽劣战犯”，世人评说从未停歇。唯一确定的是：那年双堆集的夜，他们同时握住坦克铁舱门，却跑向了截然不同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