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媛：没有打破房顶的诉求，就不会有开窗的可能

杨景媛2月4日的一条微博让许多支持她的女性感到不解，甚至失望。

她表示：“我并不认为我站在男性的对立面，我本人也并不厌男”，强调这并非什么“投名状”，只是厌恶互联网对立风气，不认同将一切社会问题极端化，认为那不是理性解决问题的方式，只会带来更多灾难。在世界日趋极端化的当下，她觉得有必要阐明这一立场。

这条微博发出后，评论区被“背刺”“取关”的声音淹没。

我能理解杨景媛的发声。

争取“上桌吃饭”，从来不是要把男性推向对立面；将问题极端化、标签化、敌我化，也绝非争取平等的最优路径。

真正在制造对立、煽动极端的，从来不是争取基本权利的女性，而是那些死死抱住既得利益、拒绝让女性拥有平等空间、拒绝女性“上桌”的人。

并非她站在男性对立面，而是她争取女性不被性骚扰、维护自身安全与尊严的行为，本身就被一部分男性放在了对立面。

从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的处理过程就能看出，杨景媛本就是一个冷静、理性、条理清晰的人。她这一次表态，与其说是“妥协”，不如说是一贯性格与立场的延续，前后是一致的。

然而，我也完全能理解质疑她的声音，只要看看对面的洋洋自得、集体狂欢，就明白她们的愤怒从何而来。理性与温和，并没有换来理解与和平，反而换来变本加厉的嘲讽与侮辱。

正如人权学家德斯蒙德·图图所言：“若你在不公正的情境中仍然选择中立，那你就是选择了站在压迫者的一方。”

在充满撕裂与敌意的现实里，一味温和的姿态，往往显得无力，甚至无效。它很容易被曲解为“示弱”“缴械”“纳投名状”，进而助长某些人的盲目自信，让他们误以为女性阵营已经退让、屈服。

那些沾沾自喜的人不妨扪心自问：在你们的一生中，有几个人需要向你们纳“投名状”？

答案大概率是零。

可他们偏偏能从一句温和表态里，脑补出一整场“女性服软”的大戏，收获满格的迷之自信。

所以你瞧，普信这事儿，真是浑然天成。

也正因如此，在女性主义的公共言论场中，那些不那么温和的言说，也同样必要。

它不会反噬女性主义，而是对温和主张的补充，也更能提供一种凝聚力。有时，看似激进的主张，反倒为后续的建设性对话预留了空间。

杨景媛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2月6日的微博中，她又澄清：

前一条微博并无指责“极端女权”之意，她也不认为这个社会真正存在所谓“极端女权”——因为一旦某种合理诉求可以被轻易扣上“极端”的帽子，那么任何女性权益主张，都可能被同理污名化。她更明确表态：不会与任何激进女性割席。

如杨景媛所说，如果没有要求打破房顶的诉求，就不会有开窗的可能。

这句话，恰恰点破了女性主义内部最不该存在的误区：温和与激进，从来不是敌人。它们本是互补的两个方向，姐妹登山各自努力，何来的背刺？

如果大家连“能不能上桌吃饭”的问题都还没解决，又何必急着争吵“吃什么、怎么吃”？当务之急，本应是联合起来，先争取最基础的“上桌权”。

女性本就身处弱势，力量尚且单薄，哪里还有内耗、分裂的本钱？

这又让我想起舆论场上另一重荒诞的对立：不婚不育女性与婚育女性的互相攻讦。

可现实是，女性的基础权利——身体自主、职场公平、安全保障、生育自由、免于骚扰与暴力——远未得到全面保障。无论选择结婚或不婚、生育或不育，女性都可能身处结构性困境，都可能被规训、被剥削、被牺牲。选择进入婚姻的女性主义者，与坚决不婚的女性主义者，本是同岸之人，又有什么理由互相敌视、彼此消耗？

若沉迷于内部的分歧，将路径差异演变为敌我之争，陷入无休止的内斗，最终笑到最后的，永远是那些高坐钓鱼台、坐享其成的既得利益者。

总而言之，我既支持杨景媛的理性与温和，也支持更尖锐、更激进的表达。我们可以路径不同、语气不同、侧重不同，但是——

不要把矛头，指向我们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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