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0日深夜,长江江面被炮火照亮。第四野战军15兵团司令员陈再道站在旗舰甲板,手指江南岸的灯火,一句土话脱口而出:“牛皮哄哄的江防,也就那么回事!”身边警卫员悄声提醒前面还有暗礁,他只是摆手。生死关头照样直来直去,这股子劲头后来在和平时期也没改。
陈再道1909年生于湖北,新军阀混战的风雨里长大。1926年,他填志愿兵登记表时,“程再道”被登记员写成“陈再道”,乡下少年也懒得更正,从此就用新姓。十七岁,枪比身子骨沉,他却在第一次实弹射击中得了头名。团部记录一行铅字——“敢抢先”,成了长久标签。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三十五团在冀中平原与日军三次争夺螺山。缴获的三挺重机枪,陈再道只留一挺,其余交给兄弟部队,“咱不能一个人吃独食”。这种“抬手就分”的爽利,部下佩服,上级却头疼:纪律严、脾气更硬。
1949年渡江胜利,他调回北京,进入总参。机关里的繁文缛节让他坐立难安,桌案上一支剑麻杆笔,他批文件只爱用这个,“不锋利,写得慢,省得多管闲事”。有人笑他土,他反问:“能签字就行,笔好坏不关仗打得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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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陈再道与彭德怀共事于总参作战部。两人都是火性子,常为战役教案拍桌子。一次争论过后,彭德怀半开玩笑地说:“你小子嘴硬得很呐。”陈再道回一句:“您老人家耳朵硬得更厉害。”一句玩笑,很快烟消云散。
时间推进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气氛突变,个别干部觉得陈再道曾受过彭的“训斥”,便暗暗上门试探。话没寒暄几句,对方便抛出目的:“老陈,你出来揭揭老彭的短,对形势有利。”他听完脸沉似铁,抄起桌上的茶缸重重一放:“把我当成什么人?吵归吵,兄弟还是兄弟。要写黑材料,你自个儿动笔!”对方尴尬转身,这段插曲很快在山间小路口耳相传。
不久,他返回部队。散会那天,他只带走一本笔记,把纸页撕空留壳,说:“上面写的都是急脾气的话,别让人瞎解读。”这一撕,省了不少后账。
1966年风云突变,刘少奇被错误打成“资产阶级司令部”。陈再道想不透,高呼“反革命”的帽子怎么能扣到国家副主席头上?他请示离京,林彪在电话里劝:“留京可保安全。”陈再道一句“安全要自己守”便递报告。当年8月,他乘专列到武汉。列车刚停,站台口号刺耳:“打倒陈再道!”林彪的预判变成现实。
武汉局势迅速失控。街面上双方持械对峙,火药味不亚于战场。陈再道派骨干去劝,自己却穿旧军装走进造反派人群。有人拿扩音器质问,他只说八个字:“别砸锅,咱都是湖北人。”声音不高,却让一群年轻人愣住。可惜事态终究升级,1967年7月20日,数万人冲进武汉军区大院,他在副手护送下躲进电梯井。一身汗湿透,没有惧意,只有愤怒:“打我可以,别毁枪炮!”那夜,军区仓库也没让人摸走一支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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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他被召回北京,汇报途中提到武汉的造反组织:“全靠喇叭喊口号,真有事,他们会先跑。”话音落地,谢富治指责他“轻视群众”。会场火药味又起,老陈依旧。不久,军委发布命令,将他调离原职。后来他自认:“脾气害了我,但也保了我,至少良心干净。”
改革开放后,陈再道担任政协常委。有人劝他口下留情,他摇头:“该说的话,不说心里堵。”晚年回忆往事,他只是点燃一支老山牌香烟,缓声道:“做军人,得有骨;做人,也得有准。”尘埃落定,依旧一句老土话,像那年渡江夜里发出的吼声,率直而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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