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相信革命能改变命运，却忘了自己活在美国后院

1980年代，许多美国青年曾经痴迷于千里之外的一个拉美小国，尼加拉瓜。他们成群结队地赶往那里，反对自己的国家在那里实施帝国主义统治。

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纷纷在国际舞台上争夺道义制高点。这种争论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美国公众从媒体上了解到自己国家在拉丁美洲的所作所为，并掀起了一场关于美国在拉美的政策是否正义的激烈争论。

于是，当尼加拉瓜的左翼游击队出人意料地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独裁政权，美国左翼群体兴奋不已，纷纷前往那里支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的革命活动。

美国政府仍在大力资助保守派叛乱分子，并对其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让尼加拉瓜陷入了内战的泥潭。

这种矛盾造就了一场历史奇观：一边是美国政府资助的雇佣军对尼加拉瓜进行大肆破坏，另一边许多美国青年则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尼加拉瓜的痴迷很快也消失了。这个拉美小国重新变得默默无闻。

从尼加拉瓜人的视角来看，他们的命运始终笼罩在美国的阴影之下。美国人短暂的热情就像一种临时的情感施舍转瞬即逝，尼加拉瓜最终仍然跌回了贫困和动荡的深渊。

晨光微曦

1959年，在充满热带风情的尼加拉瓜莱昂市，一群学生正在抗议索摩查买办政府。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市中心时，索摩查政府指示警卫队毫无征兆地向学生开枪，导致四名学生当场死亡，六十多人受伤。

从那时起，17岁的塞尔吉奥·拉米雷斯就期盼着一场更加激烈的革命能够拯救这个国家。同许多尼加拉瓜青年一样，拉米雷斯崇拜着刚果的卢蒙巴和古巴的切·格瓦拉。

索摩查买办政府就像是一座移不开的大山，成为尼加拉瓜的噩梦。

从1936年开始，索摩查家族就在美国扶持下统治这里。这个资深的买办家族，将尼加拉瓜变成了一个家族企业。

到了1970年代，他们已经掌控了全国20%的耕地，垄断了航空、航运、水泥以及血浆出口行业。

在此期间，亚洲和非洲各地的反殖民独立浪潮风起云涌。美国乐于看到它们摆脱英、法两国的控制，却不愿让这股风气吹到拉丁美洲。

不过，受美苏竞争的影响，独立风潮仍然影响到了拉美。1959年，受古巴革命胜利的鼓舞，几名青年成立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

桑地诺是1930年代的反美英雄（Augusto C. Sandino），他曾率领民兵成功抵抗美国军队的占领，后被索摩查家族派人暗杀。

解放阵线成立后不久，就被美国认定为激进的共产主义武装遭到打压，一直难有作为。

这一状况到了1970年代末才开始发生变化。

受越战的影响，美国社会经历了一次激烈的自我怀疑和思想动荡，一代美国青年对国家的穷兵黩武和帝国主义行径产生了反感。

1977年，新上台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提出了“人权外交”的口号，切断了对索摩查的军事援助。

尼加拉瓜终于迎来了独立的曙光。

同一年，拉米雷斯接到了解放阵线温和派领袖丹尼尔·奥尔特加的秘密邀请，决定投身到尼加拉瓜革命中。

为了摆脱激进武装分子的形象，拉米雷斯代表解放阵线飞往美洲各国，揭露索摩查政府的暴行，宣传解放阵线的革命主张，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正是他的宣传，让美国人了解到了尼加拉瓜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时间，尼加拉瓜成为美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1978年1月，索摩查政府雇佣枪手，在大街上公然杀害了一名长期揭露索摩查家族腐败的记者，包括贪污地震救灾款，向美国倒卖穷人的血浆等。

这一事件激怒了尼加拉瓜各个阶层。愤怒的人群开始罢工，烧毁索摩查家族的企业。

七个月后，解放阵线的突击队伪装成国民警卫队攻占了国会宫，劫持了近2000名人质。索摩查政府被迫屈服，支付了50万美金赎金，并按照要求在国家电台播放解放阵线的宣言。

受此鼓舞，其他城市相继爆发起义。索摩查下令轰炸这些城市的贫民窟，数千名妇女儿童埋在废墟下。

1979年5月，解放阵线发动最后进攻。拉米雷斯在哥斯达黎加组建了“民族复兴军政府”，作为临时政府等待接管权力。

这时，美国政府提议派“维和部队”进入尼加拉瓜。拉米雷斯听闻消息立即飞往巴拿马和加拉加斯，游说拉美国家反对美国的提案。

美洲国家组织（OAS）第一次拒绝了美国的干涉提议，并且通过决议要求索摩查立即下台。

两个月后，众叛亲离的索摩查在逃亡中被杀，解放阵线武装开进首都马那瓜。拉米雷斯也回到了祖国，加入了革命政府。

这一刻，拉米雷斯同无数尼加拉瓜人一样，天真地相信受美国控制的时代已经过去，尼加拉瓜人的命运将掌握在自己手中。

阴影再临

尼加拉瓜革命的胜利，让西半球的进步人士兴奋不已。1979年至1990年间，超过10万名国际主义志愿者前往尼加拉瓜提供志愿服务或进行访问。

其中，美国公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仅在80年代中期，就约有2000到4000名美国人常驻尼加拉瓜，超过2000个美国民间组织参与了对尼加拉瓜的援助，包括教会、工会、大学和反战团体。

现任美国资深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当时是伯灵顿市的年轻市长。在他的推动下，伯灵顿市与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Puerto Cabezas）结为“姐妹城市”。

通过这一关系，伯灵顿市民向尼加拉瓜运送了数吨急需的医疗用品、学校器材和机械零件。

与新政府面临的困难相比，这些支援显得杯水车薪。索摩查家族卷走了国库里几乎所有的钱，还给新政府留下了16亿美元的外债。

更糟糕的是，1981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对尼加拉瓜革命的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

他将革命阵线定性为“马那瓜的恶性肿瘤”，并大力支持反对派武装，破坏新政府。

1984年11月，尼加拉瓜进行大选。美国施压主要反对派退出选举以破坏合法性，但仍有多个党派参选。

最终，解放阵线以67%的得票率胜出。拉米雷斯在新政府担任副总统。

但是，里根不承认这次选举，还切断了尼加拉瓜的所有援助，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多边机构中行使否决权，阻断了尼加拉瓜的一切贷款渠道。

同时，CIA资助前索摩查卫队的残部，组建了反对派武装。他们的战术极其残忍，不打军队，专打民间目标。烧毁新建的学校和屠杀农民成了他们的日常任务。

1984年，CIA雇佣快艇在科林托港布设水雷，不仅炸毁了油轮，更导致国际保险公司拒绝为驶往尼加拉瓜的商船承保，实际上切断了尼加拉瓜的国际海运。

1985年，里根签署行政命令，对尼加拉瓜实施全面贸易禁运。当地的香蕉和咖啡被美国拒之门外，相关从业人员濒临破产。而且，由于此前该国的各种机械大多是从美国进口，备件断供导致工厂停摆，拖拉机变成了废铁。

民间自发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国家机器的严密封锁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同一年，伯灵顿市议会还公开谴责里根政府的禁运政策，但是也作用寥寥。

为了生存，拉米雷斯不得不到其他国家寻求广泛的支援。但是，尼加拉瓜处于中美洲，就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其他国家的援助和影响力难以触达。

1986年，海牙国际法院判决美国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武装，以及在港口布雷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但是，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判决书显得苍白无力。美国不仅拒不执行，还继续加码。

为了绕过国会的审批，里根政府曾经找到以色列做中间商，将武器秘密出售给伊朗，再用得到的资金武装尼加拉瓜反对派。

当时，伊朗已经发生伊斯兰革命，遭到了美国的武器禁运，由此可见里根政府打压尼加拉瓜革命的决心。

我们通常会说，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条件。但是，在具体的事件中并非总是如此。

面对美国的碾压性力量，尼加拉瓜这样的小国要迎着美国的封锁和制裁搞好经济建设无异于天方夜谭。

内忧外患之下，新政府很快走到了崩溃的边缘，理想主义的光芒最终被饥饿和战火吞噬。

浪潮过后

1987年，尼加拉瓜内战已经造成了3万人死亡，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还越来越壮大，停战遥遥无期。

经济上，战争带来了高达170亿美元的损失。美国的制裁和封锁更是对尼加拉瓜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通胀率飙升的速度令人绝望。

战争和饥饿让新政府难以为继，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被迫向美国妥协。双方签订了《埃斯基普拉斯和平协定》（Esquipulas Peace Agreement），约定解散政府，再次进行选举，换取美国解除制裁。

1990年，美国布什政府批准了9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尼加拉瓜反对派联盟的竞选活动。

选举前夕，反对派联盟直白不讳地向深受折磨的尼加拉瓜人宣传，“选桑地诺，继续封锁，继续战争，继续挨饿；选亲美的查莫罗夫人，明天就有面粉，有美元，有和平。”

最终，解放阵线获得了40.8%的选票，败给了反对派联盟（54.7%）。美国用空空如也的货架打败了这个国家。

1991年，苏联走向解体，美苏竞争的格局结束。

随着美国单极霸权时代到来，意识形态之争落下帷幕，尼加拉瓜几乎从媒体上消失了。美国人对这个国家的兴趣像潮水般退去。美国政府承诺的数亿美元“民主重建援助”也大部分成了空头支票。

那些曾经热血沸腾，将这里视为革命圣地的美国志愿者回家了，将那段往事变成了回忆。

对于尼加拉瓜人来说，革命叙事的消亡和革命者的堕落同时发生了。

民族阵线成了议会的众多党派之一，很多人抛弃了当年的理想，选择与腐败势力勾兑，分享权力和利益。

拉米雷斯对此深感失望，于1995年选择退党，并创立了“桑地诺革新运动”（MRS），试图拯救曾经的革命理想，但在第二年的总统大选中落选了。

曾经的革命同志骂他是“叛徒”，右翼党派则称他为“过气的共产党”。心灰意冷的拉米雷斯宣布退出政坛。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尼加拉瓜革命是二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各国争取独立自主，反抗美国门罗主义政策的标志性事件。

在美苏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为了缓和国内外的舆论争议，一度放弃了门罗主义的提法，改用“人权外交”等更温和的名称。

在行动上，美国的确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但是，美国这种所谓的“改变”很大程度上要看总统的选择，换一个总统美国的政策就可能发生大转折。

例如，1977年卡特总统与巴拿马政府签订协议，表示尊重巴拿马的主权完全，归还运河。到了1989年，布什总统就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突袭了巴拿马，绑架了总统。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在操纵拉美国家命运时已经基本不再提及门罗主义，改用保护“人权”、“自由”等名义，为其帝国主义行径披上了一层温柔的包装。

直到今天，特朗普已经连这层包装纸也不再需要，重新叫嚣起门罗主义的口号。对于拉美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称呼，而是代表了遭受美国百年霸凌的血泪史。

归根结底，拉美各国长期以来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绝望的难题：在美国的压倒性实力面前，它们该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

而尼加拉瓜革命已经为拉美人排除了一个选项：不要将希望压在帝国主义大发善心，短暂的道德热情无法撼动巨大的现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