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唯一的“儿子”：只和总理见过一面，隐姓埋名40年鲜有人知

1978年9月，绍兴市委党史室在清点旧档案时翻出一本泛黄的来访登记簿。第一页上，遒劲的钢笔字写着“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周恩来题”。工作人员一愣：周恩来在绍兴还有过这番题字？顺着字迹往下翻，又见“王戍”二字，身份栏标着“表侄义儿”。这一行模糊笔迹，把众人拉回到三十九年前的春天。

1939年4月5日，正值阴历三月初七。绍兴东湖的水面被细雨划开，几乎没有游客。周恩来秘密回乡，先到位于东菜市的王家老宅。那天傍晚，灯油味和酒香在堂屋里交织，王子余特意以家宴代替正式会面。小小的圆桌边却坐着绍兴县临时参议、绸缎庄东家以及塾师老赵，人人压低嗓子谈抗战，怕隔墙有耳。

席间，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推门而入。他先向祖父行礼，再抬头望向那位气度沉稳的长者。少年叫王戍，正读绍兴府中学堂。他本想悄悄退下，却被祖父喊住。周恩来递过一只温热的茶盏，目光柔和：“来，坐着听大人们讲话也是收获。”少年点头，小心翼翼落座。

饭后，大人们继续商议情报联络的细节。夜色深了，王戍跑进内院，悄声说：“门口有两个人一直盯着。”桌上空气瞬间凝固，王子余眉头紧锁。周恩来却放下茶杯，轻声回应：“没事，他们看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一句话，让屋里重新安静。

第二天，王戍跟随周恩来乘乌篷船赴禹陵。江面雾气未散，少年忍不住讲起“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讲得眉飞色舞。周恩来听完，补上一句：“治水之外，大禹还教百姓种稻，你记得吗？”王戍摇头，再追问。船舷轻晃，周恩来顺势讲起历代水利与农业的关联。少年越听越专注，连滩头的青石都忘了看。

祭祖、游览结束后，亲友又在王宅摆宴。一阵觥筹交错后，族人轮番求字。周恩来抬笔走龙蛇，给王戍写下“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少年捧字发愣，忽然鼓起勇气拉父亲到廊下：“替我说句话，让表伯带我去打鬼子。”王贶甫苦笑，却还是回屋转达。周恩来端坐灯下，听完抬眼看少年：“现在你的任务是读书。”顿了顿，他又补上一句，“肯做我干儿子吗？”

堂屋中蜡烛轻跳。王戍躬身，一字一顿：“干——爹！”众人都为这份庄重欢喜。周恩来拿出十块银圆塞进少年的布包，再写一行字：“乘长风破万里浪！慕向表侄义儿 周恩来。”那是两人留下的唯一合影与题词。

不久，国民党特务封锁更紧，周恩来离开绍兴。出城前，他又寄去一张身着八路军军装的小照，背面标明日期“廿八·四·五”。照片之后，两人再无谋面。王戍随父亲辗转福建，在福州一家商埠做学徒，白天搬箱记账，夜里躲在油灯下啃《解析几何》。1944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成了家族第一个大学生。

上海解放前夜，市面紧张，人心浮动。王戍却做了一个干脆选择：参加南下服务团，随军抵闽。十年求学，四年战火，他一直记得乌篷船上那句话——“现在的任务是读书”。1950年，他被调到福建省工业厅下属技校，后来改办为建筑工程学院。讲课用粉笔也好，用砖头示范也罢，他总爱先强调一句：“设计要为民生，不为耀眼。”

同事们只当他是普通知识分子。偶尔聚餐提到周总理，他沉默地端茶。1964年，父亲王贶甫出差北京，终于见到日理万机的总理。二十分钟寒暄中，周恩来只说一句：“别给孩子添麻烦，别让他因我而停步。”老父回闽转述，王戍点头，合上那张军装照，再无声张。

不显山不露水的日子一晃二十余年。院里年轻教师议论中央领导的逸闻，他仍旧笑而不语；学生邀他题字，他总推托“字丑，不写。”直到那本来访登记簿在1978年被发现，组织部门循线找到福建，王戍的身份才浮出水面。面对调查人员，他只淡淡一句：“表伯当年有言，不可炫耀。”

1980年，绍兴邀请王戍回乡参加地方志座谈。他站在禹陵石阶上，低头看苔痕，许久无语。那块题词匾额早已不存，东湖水面却依旧平静。同行的县委干部拿出相机，他摆手，转身走进细雨里。

王戍晚年整理讲义时，只在扉页贴上那张1939年的军装照。照片背面四行小字，被时间磨得发白，却仍能辨认：“慕向表侄义儿存念 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