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的城市布局

唐朝都城长安是在隋朝大兴城的基础上陆续扩建和完善的。唐长安为三重城，内城二重，包括北部的宫城和南部的皇城，外郭城为一重。外城城周为 36.7 公里，面积约 84 平方公里。内城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宫城中心是皇帝起居和理政之所，两侧东为太子居所——东宫，西为后宫之所——掖庭，又称“大内”。高宗、武则天时期，政治中心逐渐转移到外郭城东北处原为皇帝“清暑”之所的大明宫。皇城是中央各官署办公之所，中央官署独立区划、与民居分离，始自隋文帝修建大兴城，凡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秘书省、御史台、十六卫官署集中于此。外郭城由街、坊和街几大部分组成，朱雀大街为中轴街，左右两侧分别称东街和西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和十四条南北向大街将外郭城分割为 114 坊（皇城内 8 坊以及街东又析分出 2 坊不在内）。

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是长安繁华区的两大中心区域。三重城都是相对独立和封闭的格局，居民的社会活动空间则主要是在坊市里进行，商业活动、文化娱乐活动、社会交往活动的空间和时间都受到封闭式格局的限制。三重城区中，变化最显著的是坊市区，唐宋城变化的关键即指坊市制度逐渐被突破。昭宗天祐元年在朱温胁迫下迁都洛阳，毁撤长安宫室、百司府廨、民间居室，给本已残破不堪的长安致命一击，“自此遂丘墟矣”。其后，京兆尹韩建对残破的长安城进行重新规划和改建，所建新城由原来的三重城变为以原宫城和皇城为基础的内外二重城，总面积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六分之一，内外城与原外郭城万年、长安两县城又形成子母城的关系，以加强防御。南北中轴线格局也因朱雀门的封闭有所变化，贯通景风门（东）和顺义门（西）大街东西中轴线的作用加强。整体内缩的格局，与唐末五代北宋政治中心逐渐东移、长安从中心轴心（长安——洛阳）西端逐渐边缘化的趋势相适应。

唐代实行两都制，洛阳为东都，其政治地位仅次于长安，甚至在某个时间段，曾取代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洛阳城，周长 28 公里，面积 47 平方公里。洛阳城市建制与长安同，分为内外城，内城包括宫城和皇城，只是位置不是在全城的正北，而是西北部。外郭城因洛水横贯而自然分成南北两区，郭城内纵横各 10 街，计 112 坊（原为 103 坊，后增），各坊面积均小于长安各坊，坊制同于长安。郭内设三市，分别为北市、南市和西市。北市，位于北郭中心，占一坊之地；南市，位于南郭中心，占两坊之地；西市，位于西郭的西南角，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化渠。内城与坊市区的比例大体同于长安。

洛阳城虽然仍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但因水陆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封闭式的格局，与长安相比，居民活动空间、交往空间和交易空间都更具开放性，再加上大部分时间皇帝和中央机构都在长安，洛阳城内官民商的社会氛围更宽松，受到的约束明显小于长安，自由度明显大于长安。据《洛阳名园记·吕文穆园》载：“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别墅、园林的兴建之风，一直延续到北宋。相对开放的城市布局与游离于政治中心边缘化的地位造就了洛阳与长安不同的城市社会氛围。

唐宋时期政治中心逐渐东移的过程中，洛阳由原来唐长安——洛阳轴心格局的东端，经过连续震荡和多次摇摆，逐渐成为唐末五代宋初的洛阳——开封轴心格局的西端。

五代时期，政治中心已经东移。作为后周都城的汴州，原有的城市规模、坊市结构已不能适应都城发展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 改造和扩建都城，已迫在眉睫。

后周世宗对汴州城的改造，重点在扩建。扩建后的汴州为三重城：第一重是以原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为皇城；第二重是原唐汴州州城，周围约 20 里有余，

即里城；第三重是新建的外城，或称新城、罗城，周围 48 里有余，比原州城扩大了四倍，这一平面空间的扩延举措，对汴州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