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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5日,三名青年军官潜入荷台达医院,找到正在此接受治疗的艾哈迈德,向其连开九枪。这位暴君并未当场死亡,而是在苟延残喘一年半后,死于自己的王宫之中。
执行刺杀任务的三名青年军官中,两人随后被当局逮捕并处决;领头的欧勒菲上尉在得知刺杀未竟全功后,自裁谢罪。
革命成功后,为纪念这三位勇士及荷台达,该医院更名为“欧勒菲烈士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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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9月25日,在萨拉勒的领导下,一支由6辆坦克、5辆装甲车组成的革命军开始炮击萨那王宫。革命军与国王卫队展开激烈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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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攻入王宫后,革命军并未发现国王穆罕默德·巴德尔。实际上,在进攻刚开始时,巴德尔便在其亲信掩护下化装成女性,逃离萨那,直奔北方的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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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两次失败的革命不同,此次民众反应热烈。革命成功后,北也门举国沸腾。在欢庆声中,以萨拉勒为首的军人群体组建了临时内阁。1962年9月26日,也门阿拉伯共和国(即北也门)正式宣告成立。埃及与苏联第一时间予以承认。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北也门堪称整个阿拉伯半岛中最封建、最落后的国家。其周边环绕着沙特、阿联酋等酋长国,南也门则仍是大英帝国所剩无几的宝贵殖民地之一。在这片被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包围的区域中,突然冒出一个效仿埃及、推行共和制的小国,自然引发强烈反弹。
逃至沙特的巴德尔迅速聚集大批保皇党势力。
沙特、英国、美国乃至以色列共同出资、出枪、出情报,各部落则出人出命,支持巴德尔卷土重来。由此,一场长达八年的北也门内战——这场冷战背景下的“热战”——正式打响。战场选在也门绝非偶然:一边是以埃及、叙利亚为首的东方阵营,另一边则是英美、沙特及西方阵营。
起初,萨拉勒向埃及方面宣称革命进展顺利,巴德尔已被消灭,仅需埃及派遣少量武装人员协助维持秩序。埃及总统纳赛尔欣然应允。但很快,巴德尔尚在人世并已集结大军准备复辟的消息传至开罗。纳赛尔随即意识到,局势远非几个连队所能控制。
最初,埃及仅派出一个连级单位进驻也门;但到1962年9月底,驻也门埃军已达4,000人。苏联军事顾问亦抵达也门。然而,南也门方向英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与北部保皇党武装的两面夹击,其猛烈程度远超预期。北也门共和派力量极为薄弱,而英军空袭更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无数平民死于帝国主义的航弹之下。
两个月后,保皇派基本重新控制北也门北部与东部地区。纳赛尔不得不咬紧牙关,大幅增兵:至1962年12月底,埃军增至1.5万人;次年1月底,已达2万人。苏联更将整支运输机编队连同机组人员调拨给埃及,一批批坦克、装甲车、火炮等重装备源源不断运抵萨那。地面战事日趋激烈,舆论战亦同步展开。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媒体将镜头对准也门,严密监视埃及与苏联的一举一动。
而埃及自身也不断“提供素材”。
自1963年起,以阿米尔·萨达特为首的埃及军官团全面接管北也门军政事务,其军队作风粗暴,引发广泛不满。阿米尔元帅急于求成,指挥埃军从一城打到另一城,却无意中促使保皇派重拾祖传战术——依托北部山脉开展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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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形曾令波斯、倭马亚、奥斯曼乃至大英帝国束手无策,埃及亦难例外,逐渐陷入“疯狂山脉”的战争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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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底,埃军卡迪将军所部遭保皇派游击队伏击,伤亡惨重,卡迪本人负伤撤回埃及。
与此同时,北也门共和派内部爆发分裂——这一任何革命都难以避免的痼疾:以萨拉勒为首的左翼坚持斗争到底,而由原自由人党为主体的右翼则主张与保皇派和谈。
1964年首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纳赛尔主动向沙特王储费萨尔提出缓和建议。需注意,在整个北也门内战中,费萨尔实为保皇派幕后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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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举不难理解:埃及从未完成真正工业化,国力根本不足以支撑纳赛尔雄心勃勃的扩张政策。尽管纳赛尔在中东表面威望卓著,但其国力从未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形成压倒性优势。在势均力敌之下,擅长幕后操作、政治手腕老辣的沙特,自然能在也门问题上迫使埃及妥协。
然而,纳赛尔的缓和提议遭到沙特断然拒绝。会议刚结束,保皇派即发动全国范围大反攻。埃军四面受敌,损失惨重。
1964年4月,纳赛尔亲赴也门调解共和派内部分歧。他在萨那发表演讲,猛烈抨击沙特及西方支持的保皇派扼杀新生共和国,并威胁英国殖民当局立即撤出南也门。他宣布将在塔伊兹建立“萨拉丁军营”,训练南也门革命武装。至1964年6月底,驻也门埃军增至5万人。但在当年攻势中,埃军再度陷入旧有循环:虽屡次击溃保皇党军队,却始终无法打出歼灭战或决定性胜利。
战局僵持,军费与伤亡持续攀升。纳赛尔不得不再次于第二届阿拉伯首脑会议上寻求与费萨尔对话,结果依旧无果。与此同时,西方舆论机器全力运转。那时西方对全球话语权的掌控远胜今日,可谓“只手遮天”。在埃及全面接管北也门军政经济后,西方媒体大肆渲染“埃及占领”,挑拨也门民众反埃情绪。
必须承认,埃及军队在也门的作为确有问题:军官横行霸道,纪律松弛。但即便如此,其统治仍未必比旧王室更为反动。问题在于,总统萨拉勒缺乏足够威望与能力整合内部、遏制分裂。
至1965年5月,共和派内主张妥协的右翼势力渐占上风,开始与保皇派部落酋长、沙特及南也门英殖当局接触,筹备“和平大会”。同年8月,在沙特塔伊夫,保皇派酋长与共和派右翼宗教学者签署《塔伊夫宣言》,呼吁“忘却阶级与部族仇恨”,并要求埃及立即撤军。
纳赛尔再次与费萨尔磋商,双方达成初步解决也门问题的《吉达协议》。尽管共和派左翼召开会议重申“绝不向反动派妥协,坚持共和制、主权、统一与独立”,但公开内讧已严重削弱联军战斗力。
1966年上半年,保皇派在沙特、伊朗(巴列维王朝)及英国军事援助下,发动哈里布、马里布拉奇、赫杰哈纳等一系列战役,多次击毙或俘虏埃—也联军逾千人,整体战线渐占优势。面对巨额军费、国际制裁及国内经济濒临崩溃的压力,纳赛尔已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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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共和派左翼坚决反对撤军。更值得注意的是,因长期不满纳赛尔扩张主义,叙利亚转而支持也门共和派。苏联甚至绕过埃及,直接联络萨拉勒,以巨额援助为诱饵,要求其拒绝埃及的妥协方案。萨拉勒亲赴开罗会见纳赛尔,后者试图稳住其立场,确保埃及在也门的存在。但不久后,埃及又一改《吉达协议》中的缓和姿态,重新对沙特与保皇党采取强硬立场。
究其根源,在于纳赛尔的“既要还要”战略困境。1966年2月,迫于全球去殖民化浪潮,英国宣布将于1968年撤离南也门及亚丁港。纳赛尔敏锐意识到:相比在也门山区与保皇派消耗,夺取亚丁更具战略价值。若埃及控制苏伊士与亚丁两端,红海将成为其内湖——一个“穆罕默德·阿里式帝国”的幽灵,再度盘旋于开罗上空。
于是,纳赛尔宣布埃军将继续留驻也门,但为缓解国内经济压力,大幅削减驻军人数与军费开支,称之为“深呼吸战术”。1966年,驻也门埃军从6.5万人分批撤至不足2万人。
沙特与保皇派迅速反应:一面指责埃及背弃《吉达协议》,一面秘密集结8万大军,准备新一轮复辟反攻。战事再度升级。而从埃及归来的萨拉勒,已彻底沦为纳赛尔傀儡,在共和派内部发动大规模清洗,使混乱达到顶峰。1966年全年,保皇派与埃—也联军伤亡达1.5万人,无数也门平民流离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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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这并非刻意贬低纳赛尔的历史形象。在也门问题上,埃及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自己曾最痛恨的“帝国主义”角色——为对抗外部压迫,却对兄弟国家施行干涉。
最终打破僵局的,是众人熟知的以色列。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国防军(IDF)发动突袭,第三次中东战争(“六日战争”)爆发。此战以阿拉伯世界惨败告终:埃及空军几近覆灭,陆军伤亡及被俘超5万人,西奈半岛全境沦陷。埃及彻底丧失在阿拉伯世界扩张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的能力——连保住也门共和政权都已力不从心。
尽管沙特等海湾君主国在阿拉伯冷战中常被视为“帝国主义走狗”,费萨尔亦在博弈中胜出,但我们在批判纳赛尔失误的同时,亦不可忽视:正是这些国家为家族私利与帝国主义勾结,数十年来不断在阿拉伯兄弟背后捅刀。在阿拉伯民族解放与地区进步事业上,沙特始终是绊脚石与反动堡垒。
1967年8月29日,第四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苏丹喀土穆召开。纳赛尔再次会见费萨尔,承诺全部撤出驻也门埃军;沙特则表面承诺停止援助保皇派。沙特、科威特与利比亚同意每年向埃及提供9,500万英镑,助其重建经济。
然而,也门总统萨拉勒对此极为不满,面见纳赛尔痛陈利害,恳请至少保留部分驻军以稳固共和政权。纳赛尔婉拒,并坦言:“五年来,埃及在也门付出惨重代价,望也门能自力更生。”萨拉勒虽不情愿,仍同意协议。
《喀土穆协议》达成后,也门爆发大规模反埃游行。在萨那,埃及公民遭袭击,多名埃及妇女受辱,至少17名埃军士兵被杀。纳赛尔被迫释放被囚于开罗的也门共和派右翼领导人。至1967年10月底,埃军全部撤离。共和派右翼重新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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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右翼发动政变,推翻萨拉勒。保皇派嗅到机会,在美沙支持下发动为期两个半月的大反攻。尽管右翼主张和解,但其坚守共和制立场不动摇。当保皇派大军兵临萨那时,城内仅余约2,000名共和派士兵及哈希德等亲共和部落武装。
共和派政府紧急动员全城:工人、农民、学生及各阶层民众纷纷参战。摆脱“埃及中间商”后,苏联、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援助迅速抵达:1万吨粮食、数万件武器、30架米格战斗机。
叙利亚派出10架战机及飞行员;刚刚独立的南也门亦派遣战士北上支援。“萨那保卫战”持续70天。共和派联军一扫颓势,不仅击退保皇派进攻,更反攻夺回萨那至荷台达公路。尽管美、英、沙特为此轮攻势耗资近3亿美元,保皇派仍节节败退,从此一蹶不振。此役高光表现,终使沙特彻底放弃对保皇派的支持——可见那时沙特在地缘博弈中,确比埃及更为成熟。
肃清埃及势力后,沙特开始关注在埃及国内遭打压的穆斯林兄弟会,并逐步将其纳入战略棋子。而也门保皇派作为弃子,在苟延残喘三年后,于1969年彻底失败。长达八年的北也门内战就此终结。
1970年,北也门颁布首部共和国宪法;1971年举行首次大选。世界各国相继承认也门阿拉伯共和国,其真正实现独立。然而,正当南北也门相继独立、人民展望未来之际,殊不知新一轮混乱、争端与战争的漩涡已然酝酿。
至于本文核心人物纳赛尔,我们可站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坦承:有些决策确实错了,“菜就多练”。但“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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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判一位政治家的功过,须知不同阶级、民族与国别立场下,答案可能天差地别。而对于埃及与纳赛尔,我仍愿在此呼唤:
“穷人们的父亲,快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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