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他说：你姓彭，是彭湃的儿子，永远不要改名换姓

1974年，北京。

海军总医院的手术室里，空气冷得像要把人冻住。

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人被紧急送上手术台，情况危急。

诊断书上写得明白：急性胃穿孔。

主刀医生划开腹腔那一刻，愣住了：胃部溃烂得不成样子。

没别的办法，只能大动干戈，切掉了四分之三。

躺在台上的这个人，名叫彭士禄。

就在这之前没多久，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刚刚编入海军，正式服役。

可谁知道，在下水前搞最后调试的那段日子，这家伙常常疼得一身冷汗。

他愣是一声不吭，牙关咬碎了往肚里咽，直到身体彻底罢工，被人架进了医院。

旁人看着直摇头：大和平年代搞科研，犯得着把半条命都搭进去吗？

在彭士禄看来，犯得着。

因为他心里那本账，算的从来不是个人的进退，而是一笔积压了半个世纪的“巨债”。

把时间轴拨回1956年的莫斯科。

那会儿，三十一岁的彭士禄正在苏联留学，主攻化工机械。

成绩单拿出来吓人一跳，全优。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顺心：他是留苏学生的“头儿”，前程一片大好；身边还有个叫马淑英的姑娘——两人在火车站接新生时看对眼了，郎才女貌，在同学眼里那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照理说，这辈子稳了。

可陈赓大将的突然登门，把这原本顺当的日子搅了个天翻地覆。

陈赓没那些客套话，开门见山甩出一道难题：“中央打算从留学生里挑一批人，改行去学原子能核动力，你干不干？”

这道题，太难选。

化工机械是彭士禄吃饭的本事，闭着眼都能干；原子能核动力？

那是两眼一抹黑，而且属于绝密。

一旦点头，这就意味着以后跟名利彻底拜拜，搞不好还得隐姓埋名过一辈子。

换个普通人，哪怕不拒绝，也得犹豫半天，或者跟家里通个气。

彭士禄倒好，嘴里就蹦出六个字：“只要祖国需要。”

这话听着像喊口号，其实彭士禄心里早就把账算得明明白白。

在苏联念书的时候，他听到了一个扎心的细节：苏联教授每上一节课，国家就得额外掏80卢布的讲课费。

80卢布是个啥概念？

搁在当年的中国，够好几户穷苦农家吃喝一年。

彭士禄心里堵得慌：“这是老阿妈用血汗钱送咱洋插队，咱能不拼命吗？”

他嘴里的“老阿妈”，不是特指哪一个人。

回想1929年那个风雨交加的夜里，四岁的彭士禄趴在奶妈背上亡命天涯。

父亲彭湃、母亲蔡素屏接连牺牲，他成了国民党通缉令上的“小犯人”。

是二十多位穷苦的“爸爸妈妈”，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像接力赛一样把他藏在家里，吃百家饭，穿百家衣。

甚至有两位“妈妈”为了护着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死都不张嘴。

从四岁坐牢到八岁流浪讨饭，彭士禄这条命，是老百姓拿命换回来的。

既然如此，当陈赓问他愿不愿改行时，哪还有资格谈什么个人爱好？

那80卢布一节课的“学费”，必须拿出最高的回报率来还。

啥回报率最高？

把核潜艇造出来，让国家腰杆子硬起来。

这笔账，他比谁都门儿清。

1958年，彭士禄学成归来。

就在这一年，他和马淑英在北京结了婚。

就在这节骨眼上，原本顺风顺水的局面突然变脸了。

赫鲁晓夫把大门一关，拒绝给中国提供核潜艇技术。

毛主席发了狠话：“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气势是有了，可现实冷得掉渣。

核动力研究室是拉起来了，可除了满腔热血，屋里空荡荡的。

没图纸，没大拿，没数据。

彭士禄面对的，简直就是个死胡同。

手头有啥？

这就像是让你盯着一辆乐高玩具车，去造一台真的法拉利引擎。

咋整？

有人建议等等，等苏联回心转意，或者等咱们工业底子厚实了再说。

彭士禄等不了。

他领着一群平均年龄才三十岁的“门外汉”，选了一条最笨、也是最累的路子——“啃”书。

看不懂？

那就现学。

就靠这种玩命的劲头，硬是在两年里，让几十个外行变成了核动力的行家里手。

时间来到1965年，工程进了深水区。

彭士禄被点将成了核潜艇动力副总工程师，任务是得去大三线——那是鸟不拉屎的深山老林，去建第一座陆上模式堆。

这时候，另一个沉甸甸的选择，砸在了妻子马淑英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