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黄河南岸的平原城市,对江南的想象,许久都是烟雨里撑伞,诗里忆江南。可今年,一趟江铁Z5521拉我进了常熟,正当这个名字在“特大城市预备队”名单上以黑马姿态冒头。来之前,只听人半开玩笑——“常熟?不就是苏州的小尾巴嘛!”这话,像碗稀粥冲淡了期待。但下了车,迎面却是另一番景象:不是烟雨朦胧,而是风起尚湖,水纹细细,把我的偏见卷得干干净净。
在首义路溜达到虞山脚下,跟着爱坐在路边唠嗑的常熟老人混起了“早市局”。南方冬天腥湿,河南人骨头怕受潮,老人们披着棉背心坐在菜摊旁,喊招呼带拖腔:“小师傅,看啥啦?寻根问底?常熟水深着呢!”这“水深”不是讥讽,是底气。连老张理发店外的剃头匠也甩头搭茬:“我们这儿,半城烟火半城水,过日子是慢功夫熬的汤。”我脱口回应:“中不中?”老头乐呵呵接一句:“尽管放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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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市的节奏,与我熟悉的“河南急步调”两样。河南人赶集,脚下生风,恨不得天还没亮就把活干完。常熟却像泡在枇杷汤里,连酸甜都得发酵一阵。陆家巷的小店慢吞吞地拉开卷闸,早饭是花式多样的,“蒸饺要软,豆腐干要捏一捏才肯入口。”摊贩吆喝不紧不慢:“新出锅的粢饭团,甜的咸的自己拣!”
又一拨老人围着糖炒栗子的锅谈旧年,“四大古镇里,常熟最耐熬。光我们辛庄镇,从前就是米市重地,库房门板一天起落三十次——铃铛响得一直跟着太阳转。”旁人插话:“外地人只晓得苏州园林,晓得张家港码头,不晓得咱常熟‘修多福’。你看咱虞山,西麓书院有一千两百年了,那些酸枣树杵在讲堂外,比谁都能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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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常熟的体量与气场悄悄发生变化。官方数据掐指一算,常熟市区常住人口逼近160万,建成区面积飙到230多平方公里。隔壁张家港曾自认是“小上海”,高楼成排,长江码头车轮擦过水声。可常熟的嬗变没那么声张:服装市场一刀一剪地缝起“中国休闲装名城”的腰牌,沙家浜芦苇荡还在夏末留着“红石榴一样的革命史”。就连常熟中学的老讲堂,都能闻到毛笔墨香和麦草笔帘味。
街头巷尾的小吃摊则是另一座城市的缩影。河南人惯喝羊肉汤、吃馍掰手筋。常熟这儿,最能安慰异乡嘴的是“常熟叫花鸡”。大冬天,师傅赤手翻着滚烫的泥包,鸡肉带着荷叶青香和咸甜交织。摊主大姐看我发呆,把鸡腿塞手里说:“娃,吃点暖气,常熟不软,馅在里面。”边上有老伯用常熟土话调侃:“外地佬,你这下晓得啥叫‘软糯出筋头’了么?”
常熟的性格,的确不是张家港那种要做第一个出头鸟的锐气。张家港有工业流水线的节奏,常熟却像手工制秤的匠人,每一两都得慢慢准。老街穿行,鞋底踩过的青石板留着朱自清初到常熟笔下的温柔——“人家门前有河,船头有篷,白鹭不惊。”这一份韧劲和细致,让城市如一根绵绳,绕得牢靠但不生硬。
细问当地人,为什么这几年外地老板愿意扎堆常熟,有人翻出一句老话——“有福气的地方,田园和市井能隔河招手。”大约,正是常熟这股“耐得住、熬得起、沉得下来”的精神,把一座看似低调的城推到风头浪尖。
一早从平原出发,傍晚在曾经不抱期望的常熟巷口喝热粥,才懂什么叫“沉着”的力量——不是要和人一比高低,而是在自己的水面下,悄悄蓄着厚积薄发的能量。故乡河南教我生根,常熟却让我体会水乡的另一种深意——缓下来,熬下去,最终等风起时,那片水面就会波光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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