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9岁到36岁：甲状腺癌变肺癌，7年8次手术，我还在闯关

讲述：刘一诺 文：风中赏叶

29岁那年的单位体检，B超医生盯着我的脖子看了很久。“甲状腺右叶有个结节，4A类。”报告单上的建议栏写着：“穿刺活检”。我那时对甲状腺癌的唯一认知，是听说它“懒”“温柔”“幸福癌”。同事安慰我：“没事，切了就完事儿，不影响寿命。”

穿刺结果出来：甲状腺乳头状癌。主治医生语气轻松：“最常见的一种，恶性程度低。做个甲状腺全切加颈部淋巴结清扫，后续做个碘131治疗，大概率就根治了。” 我躺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时，甚至有种“小病大治”的错觉。那年春天，我在颈部落下了第一道疤，像一条褪色的项链。

术后恢复很快。碘131治疗后的全身扫描显示“未见明确转移灶”。我按时吃优甲乐，每半年复查一次甲功和颈部B超。生活重回正轨，结婚、升职，那道疤慢慢淡去。我以为，我和癌症的故事，在30岁前就永久封存了。

变故发生在33岁，一次常规的年度胸部CT上。呼吸科医生指着右肺上叶一个不起眼的小点：“这里有个5毫米的磨玻璃结节，性质待定。半年后复查吧。” 我没太在意，肺上的事，离甲状腺远着呢。

半年后，结节长到了8毫米。一年后，变成了1.2厘米的混杂磨玻璃结节，边缘出现毛刺。胸外科医生看着新旧CT对比，眉头紧锁：“这个生长速度和形态，考虑是原发性肺癌。需要手术切除。”

“肺癌？”我懵了，“可我有甲状腺癌病史……”

“从影像学看，这不像甲状腺癌的转移灶。甲状腺癌肺转移通常是多发的小结节，形态也不是这样。”医生解释，“更像是你独立发生的第二原发癌。”

命运像个苛刻的考官，在我以为考完一科后，又递来了更难的试卷。第二次手术，胸腔镜右肺上叶楔形切除。病理报告却让所有专家会诊时陷入了沉默：“肺腺癌，但免疫组化结果提示，部分特征与甲状腺来源有相似之处。不排除是甲状腺癌罕见的、迟发的孤立性肺转移，或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双原发癌。”

医学的边界在此变得模糊。我成了疑难病例讨论会上的匿名“某患者”。最终的结论是：按原发性肺癌进行术后辅助治疗，同时严密监测甲状腺相关指标。

然而，这只是漫长闯关游戏的开始。

35岁，左肺下叶又发现新结节。第三次手术。

同年年底，右肺残余肺组织内出现复发。第四次手术。

每一次手术，都意味着新一轮的术前谈话、签字、麻醉，以及术后肺功能不可逆的一点点下降。我的胸口和侧腹，开始叠加新的疤痕。从胸腔镜到后来某次因粘连严重转为小切口辅助，创伤一次比一次大。我的耐力像漏气的轮胎，恢复期越来越长。

36岁生日前夕，第六次手术后的复查，CT显示纵隔淋巴结肿大。穿刺证实：转移。这意味着，癌症进入了“全身性疾病”阶段。靶向治疗开始了。药物的副作用是手脚开裂、腹泻、高血压，但至少，我暂时离开了手术台。

第七次和第八次手术，发生在靶向药耐药之后。肺部又冒出两个孤立的、对新药不敏感的新病灶。“还有手术机会，就是福气。”我的胸外科主刀医生，一位和我同龄的专家，这样对我说。我们像并肩作战的战友，在无数张CT片上规划着如何以最小代价，切除最大威胁。

如今，我坐在第七次手术后的康复病房里，敲下这些字。身上带着引流管，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疼痛。手机里存着八张不同年份的手术室大门照片，从惶恐到平静，像一套残酷的纪念册。

七年，八次手术，从甲状腺到双肺。我早已不再纠结是“复发”“转移”还是“多原发”。医学标签对我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在这个闯关游戏里，拥有着“可手术”的资格——这意味着癌症尚未失控，我还有筹码。

我失去了甲状腺，失去了部分肺叶，失去了连续三年不进出医院的“正常”生活。但我还活着，还能工作（尽管强度大打折扣），还能在手术间歇陪父母吃饭，和妻子看一场电影。我的病历袋厚得像本书，里面记录着现代医学如何像精密的修表匠，一次次试图修复我这台不断出故障的“机器”。

这场病彻底重塑了我的时间感。我不再做五年、十年的长远规划。我的时间单位是“这次复查到下次复查”，是“这个治疗方案的有效期”。我把每一天都当成两次治疗之间的珍贵假期，认真度过。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九次手术。也不知道下一个关卡是什么。但我知道，从29岁到36岁，我从一个听说“幸福癌”会松口气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面对复杂病情能冷静和医生讨论术式的“老战士”。这七年来，我学会的并非如何“战胜”癌症，而是如何与一个如影随形、反复发作的疾病系统共存，并在每一次它露出狰狞面目时，都有勇气和智慧，拿起现有的医疗工具，再一次与之周旋。

闯关还在继续。下一个关卡也许明天就来，也许还能拖延数月。但至少此刻，窗外的阳光照在我缠着绷带的胸口，是暖的。我还能感受到疼痛，这说明神经还在工作；我还能为此感到些许厌烦，这说明求生的意志尚未熄灭。这，或许就是闯关者所能拥有的，最真实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