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去世后5个子女去向如何？很少再回大邱庄，其坟墓无人打理

2004年仲秋，一个来大邱庄采风的记者在村口问起“禹作敏埋哪儿”。村民耸耸肩，只指向村外一片荒草，“就在那边，没几个人去过。”杂草齐腰，残碑斑驳，曾经轰动全国的“庄主”就这样沉在冷风里。禹作敏已逝五年，他的五个子女更像从这里蒸发，零星回乡次数掰着指头能数完。要弄清他们的行踪，还得把时间拨回二十世纪末。

1981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津沽大地。41岁的禹作敏抓住机遇，拉着乡亲办螺丝厂、钢材厂。三班倒，昼夜轰鸣，从手工小作坊蹿升到年产值上亿，速度之快，让外人惊叹。那几年，“要赚钱，上大邱”成了一句流行语，大卡车排着队进村。财富突如其来，名声也随之而来，禹作敏被媒体捧成“农民企业家”的样板。1989年春晚直播镜头扫过，他在掌声中微笑挥手，家里五个孩子被人称作“小诸侯”。

可有意思的是，财富改变了村子的天际线，也重塑了权力架构。厂区围墙拔地而起，岗哨荷枪实弹，出入村口得查证件。人们渐渐发现，大邱庄倒像是禹家的领地。工友小声议论：“这哪还是村？成王国了。”闲话一旦传到耳朵里，轻则被训斥，重则挨揍。禹作敏把“治村”与“管厂”合二为一，只信自家亲信。五个孩子就读的学校、住宿、花销皆由集体埋单。那时，他们过的是镁光灯下的童年。

1993年4月15日，转折来得极快。上午九点，天津市委一通电话请禹作敏下午到迎宾馆叙谈。他心里有数，不肯孤身赴约，先叫来四名贴身保镖。“跟着我，别乱说话。”他低声交代。到了门口，警卫以一句“高书记吩咐，独自入内”挡住了随从。数分钟后，十几名公安围上前，亮出拘捕证。禹作敏愣了两秒，举手示意：“我跟你们走。”手铐冰凉，那年他五十三岁。

羁押期间，他面对侦讯一度强硬，转而又唉声叹气。探监日，二儿子禹国顺隔着铁栏低声说：“爸，家里怎么办？”禹作敏皱眉，只丢下一句，“多学法律，别再犯我的错。”这句劝诫，道尽落寞。

1994年至1996年，大邱庄企业陷入烂账。村办公司因债务被查封，上百名工人四散。五个孩子先后离村。长子禹国强远赴深圳做钢材贸易；次子回到北京靠母亲娘家人脉，开起装修公司；长女改嫁江苏无锡一位民营老板；二女儿去了澳大利亚念书，此后再难见踪影；小女儿当年才十七，被送往天津市区继续学业，低调得连同学都不知其身世。

外界寻找他们的消息并不容易。1997年，媒体在广州偶遇禹国强，他只说：“过去的事翻篇了，我得养家。”那一年，他骑着面包车跑业务，生意做小型钢构。父亲昔日的“钢铁帝国”，在他的记忆里只剩下机器轰鸣的回声。

1999年10月3日，天津市监狱局发布讣告：禹作敏因病医治无效死亡。官方给出的病因是“多发性心血管病并发症”，坊间却流出诸多猜测。遗体火化时，家属只来了一人——禹作敏的妻子。她领回骨灰，草草埋在村西北角，距他昔日办公楼不到两公里。一座素坟，一块无字碑，旁边连棵松树都没有。

时间推到2000年代，村里新一届领导忙着清理债务，腾退厂房。曾矗立的“大邱庄精神”标语被刷白改写为“依法治村”。乡亲偶尔感慨：“禹家孩子再富，也不敢回来。”原因很简单，村务清算尚未结束，数百名债主仍追索旧账，仇怨未散。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前后，长子禹国强在深圳落脚站稳，一手钢贸做成过亿规模。外界评价他“低调、见人就谈合同，从不透露家事”。次子生意平平，几度折腾后移民加拿大。三位女儿则保持沉默，鲜有社交曝光。有人说她们怕再被拉回舆论的漩涡，也有人说她们早已与大邱庄“断了亲”。

坟头荒草年年返青，清明节也难见子女影子。村里旧人议论：当初禹作敏为子女修的别墅，早成空楼，玻璃破碎，墙面斑驳。孩子们偶尔派人缴物业费，除此再无问津。有人看不惯这种“远走不归”，也有人说“世道人心凉薄”，众说纷纭。

回味整段波折，最扎眼的是权力与财富交织后释放出的巨大诱惑。禹作敏把集体与个人混为一谈，挣脱不了欲望的藩篱，最终门庭散尽。遗憾的是，五个子女若能早些从父亲的“成功学”里抽身，也许今日走的路并不会如此狼狈。

历史留下的，往往不是传奇，而是一地警示。对于大邱庄来说，最好的纪念不是修墓筑祠，而是那排醒目的新标语——守规矩，行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