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湘桂战役，河南老百姓为何不打日军，而是专门偷袭国民党军队？

把时间拨回到1944年5月。

那会儿，豫湘桂会战刚拉开大幕，他的部队正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河南大山里撤退。

让他吓破胆的，倒不是屁股后面紧追不舍的日本人，而是道路两旁站着的中国老乡。

他在报告里简直是在哀嚎：“豫西山里的百姓到处堵截我们要道，只要是枪支弹药，他们看见就抢…

甚至把我们的部队围起来打，枪杀我们的士兵。”

最后，他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承认这事儿实在太丢人：撤退路上，被自己护着的百姓缴械、截杀造成的损失，居然比日本人给的伤害还要狠。

怎么会闹成这样？

大伙儿嘴边常挂着“军纪败坏”这四个字。

但这只是皮毛。

要是把你拽到高处，去翻翻当时那几位中央军大佬心里的“小九九”，你会发现，这场灾难早几年就埋雷了。

这完全就是把“带兵”搞成“做买卖”后，必然会炸的一颗雷。

把日历翻回1939年。

那阵子，就算是黄埔系的嫡系部队，日子也紧巴。

抗战打成了拉锯战，前线没那么多仗打了。

部队从“拼刺刀”转成了“坐冷板凳”。

这一闲下来，长官们就开始挠头琢磨一件事：兜里没钱咋整？

那会儿重庆政府穷得叮当响。

与其伸手讨饭，不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听着挺励志，可没多久就跑偏了。

带头跑偏的是汤恩伯。

他的部队在河南一蹲就是好几年，是第一战区的顶梁柱。

为了“自筹伙食费”，他搞了个“物资调节处”。

这名号听着像搞后勤的，其实就是个商业帝国。

老汤的生意做得有多大？

他不光变着法儿收税，还直接把民间的工厂一口吞了。

挖煤的、卷烟的、织布的、酿酒的，就连做皮鞋的、炼铁的厂子他都开。

这笔账他是怎么算的呢？

在他眼里，这买卖简直是一本万利：枪杆子我有，卡车我有，免费的苦力（士兵）我还有，这不就是降维打击吗？

于是，第一战区活生生变成了一个怪胎：长官部在洛阳开了面粉厂，霸占陇海铁路运煤赚钱。

甚至还弄了个“抢购委员会”，嘴上说是抢运物资，背地里却开着军车去敌占区倒腾日货。

陈诚后来给了一句神评价：这哪是驻军，分明是“贸易军”。

当部队变成了公司，打仗这就成了个“赔本买卖”。

1944年，日本人发起了豫湘桂会战。

这时候，那本“生意经”的副作用立马炸了。

头一个崩盘的是物流。

打仗得运粮食、运子弹吧？

可在第一战区，军用卡车和火车皮那是用来拉煤、拉面粉、拉走私货的。

枪声一响，汤恩伯的第一反应根本不是拉援兵，而是把所有的军车都派出去，拼命抢运各个工厂的机器设备和他自个儿的私房钱。

结果呢，前线的大兵饿着肚子，枪里没子弹。

紧接着崩盘的是“员工”素质。

既然长官忙着捞钱，当兵的也得活命啊。

兵站为了赚黑心钱，甚至把库里的军粮拿去放高利贷，或者干脆监守自盗。

大兵没饭吃，咋办？

只能去老百姓家里“硬吃”。

这可不是个别现象，是整个系统烂透了。

部队硬生生地“拿民间，吃民间，欺负民间”。

对老百姓来说，这帮穿军装的比土匪还吓人。

土匪抢完一次就撤了，驻军是天天来，月月来。

所以，当1944年这支“贸易军”被日本人打趴下时，受够了窝囊气的河南百姓彻底爆发了。

他们不但不搭把手，反而成群结队地去缴械，专门截杀落单的当兵的。

甚至出现了一个极具讽刺的画面：日本人进某些村子时，居然有百姓摇着旗子欢迎。

这未必是真欢迎侵略者，而是庆祝那个骑在他们头上的“贸易军”终于滚蛋了。

陈诚后来引用了一句大实话：“拿做生意的部队（第一战区），去碰机械化的部队（日军），输赢还用打吗？”

这局面烂成这样，重庆那边不知道？

其实心里跟明镜似的。

早在1940年，陈诚去广西视察，就撞见过败兵被老百姓抢劫的事儿。

但他那会儿的态度很微妙：“这事要是发生在别处，还能想办法补救；但在广西，谁都别提。”

为啥不能提？

为了统战，得哄着地方实力派。

可到了1944年的河南，闯祸的不是杂牌军，而是蒋介石的心头肉——中央军嫡系。

汤恩伯虽然败得一塌糊涂，但这人脑子活泛。

他身边随时带着电话兵，能直接越级给蒋介石打小报告。

这背后的算计是：只要我还是“天子门生”，只要我忠心耿耿，战败的黑锅就扣不到我头上。

事实证明，他押对宝了。

河南二十天丢了几十座城，老百姓骂翻了天。

军令部长徐永昌气得直哆嗦，觉得这是国军的奇耻大辱。

但蒋介石怎么处置的？

仅仅是把汤恩伯和胡宗南的头衔从总司令缩成了指挥所主任，换个名头继续当老大。

徐永昌在日记里嘲讽这是“换汤不换药”。

更荒唐的一幕发生在陈诚去收拾烂摊子的时候。

他还求陈诚，别接老百姓告他的状子。

这把陈诚气得连喊：“无耻！

无耻！”

但骂归骂，你也拿他没辙。

第一战区的大兵虽然跑了，但留下了各种“办事处”和“留守处”，继续干着走私发财的买卖。

因为在那个圈子里，大伙儿心照不宣：不管你在前线烂成啥样，只要你是“自己人”，手里有枪，就永远有退路。

除了忙着做买卖，还有一个细节给这支军队的崩溃踩了一脚油门：老婆孩子。

按规矩，军官家属得住在后方800公里以外。

但在一个地方蹲了好几年，这规矩早就成了废纸。

到了1944年，部队简直成了“家属大院”。

这就搞出了两个要命的问题。

第一，撤退号角一吹，长官脑子里想的先是老婆孩子。

汤恩伯跑路时，征用了大批老乡的牛车，专门用来拉家眷。

第二，兵力浪费大得吓人。

据戴笠估算，伺候一户军官家眷，平均得搭进去六个大兵。

这是啥概念？

一个师要是有几百个军官带家属，就等于有一个团的兵力不是在打仗，而是在当保姆。

徐永昌后来火冒三丈地质问：拖家带口的，还怎么训练？

还怎么打仗？

要是咱们跳出具体的人，会发现这是个系统性的悲剧。

国民政府为了盯着地方实力派，不得不把最精锐的中央军死死钉在某些地盘上（比如河南的汤恩伯、西安的胡宗南）。

这种“死守”就是腐败的温床。

只要长时间不挪窝，军队就会跟地方混熟了，开始做买卖。

再精锐的刀子，在染缸里泡个三四年，也得生锈变成“老爷兵”。

哪怕是被看作“天子门生第一人”的胡宗南，他的第一军当年可是淞沪会战的英雄部队。

可到了1945年，蒋介石亲自去西安检阅时，心痛地发现这支部队已经变得“死气沉沉，脑子都不转弯了”。

反过来看，整个抗战后期，真正还能啃硬骨头的，是那些没地盘的“流浪”部队。

比如第5军、第18军，还有远征军。

因为没地盘，他们没法开工厂；因为没固定窝，没法带家属；因为随时准备拔营，必须天天训练。

这些“中央直辖部队”加一块儿不到20个师，最后却成了抗战后期仅存的一块遮羞布。

1944年7月，在重庆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拍着桌子，痛骂河南前线的部队。

他吼道：“逃跑的时候，抢劫强奸，扔掉公家的东西，装自己的私货…

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

他说如果军队不脱胎换骨，大家就真的“没人格，没廉耻”。

但这通火发得苍白无力。

因为当你把一群只会打仗的军人，扔在一个没人管的地方，给他们巨大的权力又让他们自己找饭辙，逼着他们去经商、去跟老百姓抢食，这本身就是顶层设计的锅。

当军长开始算计面粉厂能赚几个钱时，这支军队的魂儿早就丢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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