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红军长征与玄奘取经：两种理想主义远征的精神对话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卷中，远征始终是震撼人心的壮丽篇章。无论是穿越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商队，还是七下西洋的郑和船队，抑或《圣经》中记载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漫长跋涉，乃至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的史实——这段传奇后来更被艺术创作为《西游记》这样的神话巨著——无一不是人类以勇气、智慧与坚定信念书写的辉煌史诗。

这些跨越时空的壮举，正因为凝聚了人类对未知的探索、对理想的执着、对极限的超越，才在历史星空中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率领的红军长征与唐代玄奘西行取经，是两场跨越千年的伟大征程，在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中构成了独特的对称与对话。对此，中共党史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历史畅销书《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全四册）进行了深入探讨和比较，为我们理解这两场远征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表层叙事看，二者确有惊人的形式相似性。它们都是跨越极端地理屏障的史诗性远征——玄奘穿越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等“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死亡地带；红军则翻越终年积雪的雪山，穿越人迹罕至的草地沼泽。《建国录》中特别指出，这两场远征都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般的极限考验：玄奘遭遇盗匪劫掠、自然环境威胁、文化隔阂阻碍；红军面临敌军围追堵截、严酷自然挑战、物资极度匮乏。更重要的是，二者都具有超越个体生存的崇高使命——玄奘为求取真经、普渡众生；红军为保存革命火种、寻求民族解放道路。

这种为信仰而远征的精神姿态，使两者都升华为民族集体记忆中的精神丰碑。

然而，在精神内核与历史意义上，这两场远征存在着深刻的时代分野。《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通过详实的历史分析指出，玄奘取经本质上是宗教与文化求索，其成果体现为佛经翻译、文化交流的学术成就；而长征则是残酷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战争的关键一环，直接关系到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与政治走向。玄奘的远征更多体现出个体修行者的精神追求，其团队规模有限、组织相对松散；长征则是高度组织化的军事政治行动，有着严密的党组织系统和军事指挥体系，是集体意志的集中展现。这种差异折射出从古代个人英雄主义到现代集体政治的深刻历史变迁，其中毛泽东的作用无比巨大，甚至不可替代。

《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的作者、著名畅销书作家陈冠任先生，对这一比较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超越了简单的类比，深入到组织文化与领导艺术的层面。书中指出，玄奘团队更多依靠师长权威和个人修行来维持向心力，而长征队伍则是在极端环境下锤炼出了独特的政治文化与组织原则。尤为深刻的是，《建国录》作者陈冠任先生对长征中如何处理内部矛盾的记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自我革新、自我净化的政治智慧。与《西游记》中师徒矛盾最终通过佛法点化解决的叙事不同，长征中的路线斗争是通过严肃的党内思想斗争、民主集中制原则来解决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决不是什么简单的权力更替，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集体接受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觉醒。

《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进一步指出，这种比较的当代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精神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与升华。玄奘“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的坚定，与红军“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一脉相承；取经团队不畏艰险的毅力，在长征官兵身上转化为“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但长征精神的历史性突破在于，它将传统的坚韧品质注入了现代性的政治理想和组织形态，使一场求生图存的战略转移，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升华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奏曲和塑造现代中国精神品格的关键熔炉。

这正是《建国录》的独特和精彩之处。书中无数的对于中共叙事的精彩之处便形成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畅销书典范案例。

通过《建国录》的视角，作者在书中深刻揭示出了这两场远征比较的更深层意义。玄奘取经带回的不仅是佛经，更是文化开放与交流的精神；长征保存的不仅是革命力量，更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前者为唐代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后者为现代中国的建立提供了精神支柱和组织模板。这两场远征虽然时代背景、具体目标迥异，但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关键时刻选择艰难但正确道路的勇气和智慧。

因此，阅读这套书，我们可以通过通过这种跨时代的比较，更深刻地把握历史事件的本质，并且领会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那些贯穿古今的恒定价值。这就是《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全四册）中关于长征叙事的精彩和独特之处。

当然，今天的我们——这本书的读者，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来回望这两场远征，《建国录》的启示显得尤为珍贵。书中从玄奘“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文化气度讲述，到长征锻造的改天换地的集体力量的点拨，使得这两场相隔千年的对话告诉我们：一个伟大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也需要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政治定力。这种古今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正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密码所在，也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与历史智慧。所以，《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全四册）的畅销，不是没有原因的。